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言：“若有半点误解，误解便产生幻想，幻想产生美。”
《语际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的一本学术著作，他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大奖。
《语际书写》立足于语言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通俗地说，这本书论述的就是语言之间互译的误解与再创造。
翻译因其局限性，常常显得很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耐人寻味：“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大凡抒情诗都注定有这样的命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宝贵价值无不水乳交融地同它本身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此。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只有在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到。”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是迄今为止唯一死后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此前，他一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
刘禾认为，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当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词汇被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认知和界定基本上是与西方原意偏离的，大都是望文生义的阐释。同时，概念亦有无法避免的本土化过程，如个人主义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之间的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
刘禾说：我觉得，问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困境，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对于语言的相互误解及其无法互达，该如何解决呢？刘禾说：我希望跨语言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申出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的过程，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
本书运用了《红楼梦》、刘三姐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说等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赵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