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CNN》6月27日报道，没有人告诉你的话（without a tip-off），不容易找到小非洲的中心“巧克力城”。在广州繁忙的小北路口一个不起眼的隧道边，矗立着一个地方，在两年前完全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
安哥拉的妇女在头上顶着大袋的货品，穿着长袍的索马里男子在兜售货币兑换，维吾尔族餐馆在街上宰羊，刚果商人从中国人经营的商店里订购批发的内衣，尼日利亚男子来非洲酒吧喝一瓶青岛啤酒和来一盘jollof米饭。
在广州市中心的登峰——以前是一个安静的城中村——已经被来自中国内地和非洲的移民电气化。
依据Adams Bodomo教授的著作《在中国的非洲人》，截至2012年，多达10万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涌到了广州。如果这是真的话，这将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人社区，他们都在追寻着同一个梦想：在中国致富。
如今，这个梦正在消失——如果还没有完结的话。
在过去的18个月里，当地人和研究人员相信已有数百甚至数千名非洲人已经离开了广州，虽然很难得出具体的数字。
依赖石油的西非国家金钱干涸，加上中国具有敌视性的移民政策，普遍的种族主义，以及经济放缓及日趋成熟，意味着广州正在失去其竞争优势。
一块乐土（A promised land）？
广州位于香港西北部120公里处。在1990年代中期，非洲人开始涌入这个有大片工厂的地方，这些工厂什么都生产，从洗衣机到仿冒的Levi牛仔裤。
中国经济开放起来，在2000年，北京举办了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带头发展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的良好关系（spearheading a campaign to court good relations with resource-rich African nations）。
至2014年，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超出美国与非洲大陆的贸易1200多亿美元，100多万中国人背井离乡到了非洲大陆（more than 1 million Chinese had uprooted to the African continent）。
随着唐人街在拉各斯和科纳克里出现，更多的非洲人开始考虑中国。
然而，这类想迁移到中国的非洲人与那些想搬到西方的非洲人不同，香港大学从事非洲研究的讲师Roberto Castillo告诉CNN。
“那些（去欧洲）的人通常没有机会在那里安家”，他说。“在中国的非洲人更多的是企业家。他们许多人有经济能力到处走动，探索新的地方。”
事实上，为《在中国的非洲人》一书所做的调查，40%（在中国）的非洲外来人口至少接受过高等教育。一些人有博士学位。
索马里商人Ali Mohamed Ali是一名保险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在广州的物流业工作。他说：“我的五个兄弟姐妹都去了欧洲。他们最终成了出租车司机或保安。”
他说，他前往东方，这里的机会更大。
Madina Diallo说，他在2002年的时候一年要出口250个货柜，里面装的货物什么都有，从床垫到爆米花机。在他的家乡几内亚卖这些商品，每个货柜他能赚1500美金，一年能赚37.5万美元，在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70美元的国家，这是一大笔财富。
其他非洲创业者设立了从广州出货的货运公司。
假货也是一个摇钱树。
Moustapha Dieng曾是塞内加尔空军的飞机工程师。他说，在2000年代初，非洲人“仍然从美国进口原装的耐克和阿迪达斯”。
“当我们开始从中国购买假货，我们可以在塞内加尔以（与美国的真货）同样的价格卖出。没有人知道中国和它的假货。我们的利润超过了100%。”
广州成为了一片乐土，更多的非洲人来到这里。
小外交官们（The Little Diplomats）
Felly Mwamba是广州的“小外交官”之一。每个非洲国家在广州都有一个由该国侨民选出来的“大使”。他们与中国的警方保持联络，仲裁内部的纠纷以及组织社区活动。
这位大使也追踪着他社区的人口，外来客抵达广州后通常会非正式地与他们社区的领袖登记，以获得支持。
Mwamba说，2006年在“小非洲”有1200名刚果人。他认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跌至500人。
来自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也报告了他们社区类似的人口下降。
Emmanuel Ojukwu自称是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头以及尼日利亚社区的“大使”。尼日利亚社区是广州最大的非洲社区之一。他沮丧地摊坐在一个服装仓库里面的沙发上，仓库里缺乏顾客。
“如此多的人圣诞节回家后就没有回来”，他说。
由于许多交易商的流动性，一些人一年多次出入该市，以及数千人逾期逗留，很难确定在广州非洲人口的真正规模。
Castillo认为中国政府本身也不知道这些非洲人口的具体规模，虽然在2014年年底伊波拉危机的时候，据称只有16000非洲人称广州为家。
小非洲的街道看上去比我两年前来的时候要安静。
“确实，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明显在减少”，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广州全球化问题的人类学教授Gordon Matthews说。
中国正在失去竞争力
原因之一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
首先，随着中国国际利润的上升，非洲消费者们意识到他们买的是盗版而不是真品，他们自然想少付钱，Dieng说。
此外，在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中国当局已发誓要保护全球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对商标侵权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Dieng在他的手机上拉出了一条短信：“阿迪达斯、耐克、联合利华（Unilever）。从2016年不再复制这些标志。”这是广州郊外一家工厂的老板上周发给他的。
“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该厂的出厂价格比以前高”，Dieng补充说，“这是因为汇率以及中国工人的工资上涨。”
自2001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时薪平均每年上升12%，并且已见到人民币的走强令利润率大幅削减。
中国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我听说越南不错”，Dieng搅拌着他的咖啡说，“或者孟加拉。”
“文化，生活方式，卫生”（'Culture, lifestyle, hygiene'）
随着中国的利润减少，许多非洲人对在中国生活的缺点更加敏锐。
一份2008年维基解密的电报称，中国地方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极度关注”广州“可见”的非洲人口。
“由于从文化、生活方式到卫生广泛的差异，很多中国居民不希望生活在非洲城”，一名美国外交官在给华府的电报中引述广州当局委托进行的研究写道。
Dieng告诉CNN说，当地人在他们的高层住宅与非洲人同乘电梯时，他们捂着鼻子，而一名中国女房东向网易抱怨说她的非洲租客把雪白的墙壁也弄到跟他们的皮肤一样黑。
Tina Chan在广州外面拥有一家鞋厂，生产装有人造钻石的高跟鞋，她在“小非洲”的尼日利亚区——三元里有一个服装仓库，在那里卖货。
当潜在的尼日利亚客户经过时，她小小声地承认“但我不喜欢非洲人。我只是跟他们做生意。”
Matthews说：“中国人会宁愿非洲人来两三个星期，买货，就回家。中国是中国人的。”
对于住在广州的Dieng，他是寂寞的。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塞内加尔。“我认为如果十二年后，你还不能在中国结交真正的中国朋友，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外国人的感受（Feelings about foreigners）
2013年，中国更新了它对管理外国人的立法——出入境管理法，这是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
在广州生活了多年的非洲人，他们在那里交税，给中国人运作的工厂和仓库带来生意，或许还娶了位中国太太。他们希望这些改革能够给他们提供一条能够真正定居的途经。
“非常令人失望”，Castillo说。“非常模糊，和1986年的法律很相似。它的信息是：你是老外，不会便宜了你们。”唯一明确的改变是对于签证逾期居留的人和非法打工者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Castillo说，这个立法的模糊性意味着各省之间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签证政策，具有较高外国人口的司法管辖区，例如广州，往往发放的签证时间更短。许多非洲人报告说他们在广州附近的佛山登记签证，他们说那里的当局更加宽松。
Diallo具有中国的永久居留签证，有些矛盾的是该签证必须每年重新申请。
“我们工作，我们缴税，拥有（有效期）1年的永久居留签证，但我们没有居民卡”，他说。
“作为移民，待遇和旅游者一样。”
小非洲的美化（The beautification of Little Africa）
在广州的小非洲绵延7公里，从在三元里的广元西路到小北路的登峰城中村。
2014年，政府开始“美化”登峰的行动，打乱了许多居民的生活。
这个长达一年的整治扯下了庆祝外贸的告示，取缔了马路市场——这曾是该地区的命脉，拓宽了马路，重铺路面，并引入了大批的警察。
今年早些时候，《南方都市报》报道说“登峰村经过长达一年的美化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景点。过去登峰曾经是广州一个‘脏乱差’的地区”。
但是，把庞大的警力塞进这一小条区域，在广州其他地方是前所未有的。
一个外事服务中心同一时间由8名警察把守一个入口，整个300米的通道有多个警亭，而在登峰的中心开的一个“多功能服务中心”也有警察把守。
广东当局没有回复CNN就该“美化”处理的置评请求。
Diallo说，警方从黎明到黄昏查非洲人的护照，在他们的家里、酒店客房、街上。Matthews证实了这一说法。
“在世界各地看看”，Mwamba说，“你会看到中国城，甚至在非洲也有，但在这里，他们不希望外国人在一起。”
自从翻新以来，大多数的非洲人离开了小非洲的这个部分，甚至搬到广州的其他地方，或者永远离开中国，令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街道光秃秃的。
在国内的麻烦（Trouble at home）
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的银行几个月来一直缺少一样紧要的东西：美元。
随着全球油价暴跌，带动了其他商品一起下跌，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在限制取美元来保护日益减少的储量。
对于非洲人，他们不能使用本国货币在广州做生意，其后果是明显的。
Diallo说：“在安哥拉，如果你去市场，美元的汇率比银行高出500%，但如果从中国汇款到（安哥拉的）银行，可能需要半年才能提取你的美元。”
Ojukwu简明地摆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使用美元在中国买货。但是没有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为了抵消货币暴跌，尼日利亚总统Muhammadu Buhari今年在北京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谈判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这将允许尼日利亚人把人民币发送到尼日利亚银行。
Ojukwu和其他人都在热切地期待该协议生效。
Mwamba说：“我和我的兄弟在安哥拉有一家店，卖我们在广州购买的汽车配件。”让事情更糟的是，Mwamba报告说，精明的中国厂商不要中间人，自己前往非洲卖他们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的产品，有时只卖半价。
该走了？（Time to go?）
Mwamba在中国待了13年，他准备回家了。“每个人都希望回到自己的非洲国家，并开始做些什么”，他说。“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关于小工厂和贸易。”
“我们应该返回家园，并运用这些知识。”
文章来源：http://edition.cnn.com/2016/06/26/asia/africans-leaving-guangzhou-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