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窃谓今日设学宜抱定此意，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张元济学英语的时代距今已一百多年，在全国一片外语热的今天，我们也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吗？
先祖父张元济先生26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走上当时最为理想的仕途。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醒觉到改变现状已刻不容缓。张元济在他的《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有这样的记述：“中日战败，外患日逼。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这是1895年的下半年，29岁的张元济第一次谈及西学。他认为必须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经验以求自强，方能救国家于危亡。而要跨出这一步，首先必须懂英语。
1896年8月，30岁的张元济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开始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国情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看到了由于不懂外语而在外交工作中屡犯错误的严重性。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在君臣对话中，谈到了培养使领人才和学习外语的必要性。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成了他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
张元济不尚空谈，凡是下了决心的，说干就干。1896年6月8日， 在致好友、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可见从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学开始，他已把心愿付诸行动，在短短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学了数千个英语词汇，并且说：“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请了英语老师，并准备搬到学馆里去住，张元济学习英语的热情和专注由此可见。
中国出版第一人：张元济
1897年初，他和几个朋友办起西学堂，最迫切的两件事是购置课本和聘请教师。由于在北京难以购得外文图书，张元济委托在上海的友人汪康年代为购买。上海是最早开埠的城市，各种英文图书相对较多。1897年一年中，托购图书的往来信件就有二十多封，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学英语用的是什么教材。所托购的清单包括天文、百鸟、百兽、光、电、水、热等科学性内容的各种挂图和对这些图的说明，为当时教会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益智书会”所出版。此外还有《三顺文法》。但是通信中竟无一处谈及有什么英语课本。由此可以推断两点：
一，当时对于英文语法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所以迫切需要《三顺文法书》，但对于那本文法书的内容则无从考证；
二，估计当时没有适合中国人学英文的课本，所以才会买这么多挂图和各种图籍的说明，用来看图读文，并获得新知识。图集说明的文字肯定相对平直浅显，比英语原版的政经文史和科学类的图书更适合初学者。这也是在缺乏教材的条件下，开创出来的一条可行的路子。由此可以想象在张元济时代要学习英语是何等的艰难。
至于聘请英语教师，张元济有明确要求，认为必须“贯通中西文学”，“须明教人之法”。当时有一位马眉叔，英文甚好。但张元济见了数次后却认为不合适。因为马君英文虽好，却不懂得教学之道。他说：“最要者，精通西文，而能以汉文达其意。”足以证明他绝不盲目地聘请英语教师。
1897年下半年，张元济在西学堂的基础上又办起了通艺学堂。这是一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的学堂，除了教授英国语言、文法外，还教授各种新学如西方近代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还有数学、化学、物理、天文、地理、人体学等科学知识。张元济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立案呈文中有如下一段关于英语学习的话：“数月以来，悉心研究，觉其条例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后先，词气之轻重，例繁类杂，融贯为难。”这是从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学”后，他在两年时间内学习英语心得体会的总结。这短短数语的意思大可考究：
一，“条例之密”，应该是指英语语法。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的中国人来说，语法是一道难题。中文虽然也有语法，但变化灵活，不受严密规定的拘束。而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则受严格的语法条理所规范。东西方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对初学者来说，学英语的第一道坎就在语法。
二，“孳乳之蕃”，“孳乳”二字词典的解释是：“繁殖”，泛指“派生”。英语的一些词往往可有多种变化，从一个根词可以派生出许多不同的词，意思不同，用法也不同。
三，“字句之后先”，指的应该是句法。英语的叙述句、疑问句、惊叹句的用词排列各有所不同，这是最基本的“字句之后先”。进一步说，英语的一个句子往往可以很长，里面包含多个层层相套的短语或从句。而短语和从句的先后顺序排列又是和句子的意思息息相关。这是更深一层的“字句之后先”。在阅读或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如不能正确理顺其中的从属关系，便往往导致误解。
四，“词气之轻重”，指的是在表达意思的时候，需要加重语气时的一些处理方法。
从张元济总结的学英语的心得体会，足见那时他对英语的掌握已具相当水平。那么他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究竟如何？
根据《张元济年谱长编》的记载以及家人的回忆，我们得知他有一位英国朋友柯师太福医生。张元济和住所相近的好友严复、伍光建，常常在柯师太福医生家里的阳台上相聚聊天。严、伍与柯用英语对话，而张则在旁细听，用心揣摩。由此他的英语听、说能力大有长进。据我的堂姐、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回忆，柯师太福大夫结婚后，是在我们家度蜜月的。张祥保小时候认识柯氏夫妇，并经常听见张元济用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和他们交谈。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938年，父亲的一位美国朋友范海碧来上海，和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祖父、父亲和范在饭桌上用英语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些回忆足以证明祖父用英语应对一般性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在张元济去欧美各国考察的情况中也得到印证——他于1910年启程赴欧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业，为时近一年。从几处记录看，在考察过程中与外国人的一般性交流都是自己独立应对。当然，由于这次考察，除英美两国外，还包括德、法、意、瑞士等许多国家，各国语言不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出席正式的场合，或谈比较重要的问题时，更需要翻译。
至于张元济的英语阅读能力，只从极少的资料中看到简略介绍。一见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访华游记，中有记述访问张家时的一个情景：“到张菊生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整套的Encyclop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摆在书桌上，足见是经常翻阅的。此外，张祥保的回忆中有如下一段记录：“家里的书除了线装书、中文书以外，也还有外文书。我上了中学后，在一个柜子里发现各种学科的英文书：政、经、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类都有，如赫胥黎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有些书中叔祖还加上了蝇头小字的眉批。”这一段回忆很有信息量。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世界最卓越文学家之一。他们的著作张元济也已涉猎，甚至还有蝇头小字的眉批，说明他在没有合适课本的情况下，干脆直接读原文。这种钻研的精神，恐非一般人所能及。
张元济还看到了辞典对于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于1905年初夏，登门拜访留美归国并已入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的颜惠庆博士，诚恳委托他主编《英华大辞典》。1908年3月《英华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精装上下两册，正文2706页，收入英文单词68000字。采用韦氏音标注音，词义解释采用英文、中文双解。辞典中收入大量科学单词。上海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舫济在为这部皇皇巨著写的序言中，赞扬商务印书馆主人出版该辞典的远见和明智，也为能找到像颜惠庆这样一位既通晓英文科学知识，又有精深中文功底的主编表示庆贺。在学习英语尚缺乏教材又无工具书的年代，这样一部大辞典的诞生，应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聘请人才方面，张元济也慧眼独具。1908年5月，他以月薪300两银子聘请精通英语的邝富灼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成为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时代英文出版方面最重要的负责人。
至于说到翻译的质量，张元济是具较高判断能力的。例如他以二千两银子的高价购买严复的《原富》译稿，并评论道：“本年购买译稿唯《原富》价昂，而译笔亦独精审。如此文笔，以后恐不易多得。”又如他对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印迈尔《通史》的评价是：“原本尚好，惟译笔殊欠修饰。”对于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前编、续编、三编的评价是：“搜辑甚富，而文字太劣。”能作出这样的鉴定需具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深厚的汉学功底，通晓英语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自非深于华文，无以究洋文之精奥。”
张元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英语学习，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以扫除国内陈腐之气，从而振发国民之精神。但是他对学习外文又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窃谓今日设学宜抱定此意，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他的最后两句话，掷地有声，足以醒世。张元济之所以能做出一番功在千秋的事业，首先是他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祖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他，给了他智慧和能力，英语只是他一个有效的工具。张元济学英语的时代距今已一百多年，在全国一片外语热的今天，我们也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吗？
本文刊于2016年11月19日《文汇报·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