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作是出版社的主攻方向之一，过去恐怕从来没有过这样持久的大规模翻译出版运动。做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有不少是文笔精湛的外文专家，有些甚至是翻译家。而现在从事历史、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翻译的译者当中，资深的学科专家并不多，敷衍了事赶活的普通学者不少，有的甚至还是在校学生。当下翻译出版的质量令人担忧，粗糙的文字和严重的错误是很平常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除了外文院系，其他学科都不太承认翻译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听说有的外文院系最近也在更有决心地转向研究和强调论文发表，翻译也将不再被看作是学术成果。
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究竟算不算是研究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进行调查分析的问题。把经典的文史名著和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再创作，这与亲缘关系密切的印欧语系各语言间的互译可能情况不同。如果我们不鼓励学者去认真从事翻译工作，而任由大量粗糙译作在市场上流行，目前这场规模空前的翻译运动的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大家可能都有经验，现在看不懂的译作实在是太多了。高峰枫教授甚至写过《西塞罗的愤怒》，感慨译者对经典作品的糟蹋。
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创作，甚至本身就是艺术品。
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为学英文，读过很多毛姆的短篇小说，被其中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一个35岁的英国银行职员到一个地中海小岛度假，迷恋上了那里的美好生活，于是下决心辞去工作。他放弃了工作满30年拿养老金的机会，用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了一笔够他生活25年的年金，计划在岛上悠闲生活到60岁，之后就死而无憾了。我后来收藏有企鹅版的4卷本毛姆短篇全集，想再看一遍这个故事，却没有耐心一篇篇去寻找。实际上毛姆故事的背景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普里岛，而我不仅忘记了小说的题目，也把故事的地点误记成了希腊。所以后来在访问希腊的时候，我面对梦幻一样的艳蓝天空、深蓝的海浪和油漆成白色的一栋栋小房子，又想起这个故事。
前几天买到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本来买这本书是因为看到各篇译者都是名家，并没有打算逐篇去重读，但是看到陆谷孙先生为他自己翻译的那篇写了详细的译后记，于是就去翻阅，发现这篇就是多年在我脑中萦回的那个故事《吞食魔果的人》。
陆先生这篇译后记《“食莲”还是“吞枣”》，是针对故事标题的翻译写的。因为该标题里面提到的“魔果”通常是指中文所说的“睡莲”，而由故事情节看，毛姆所指的是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即“落拓枣”。在希腊神话里，这是食用后会产生幻觉的忘忧花果，陆先生因此译故事篇名为《吞食魔果的人》，而不取“食莲人”这个看似更加优雅的译法。后者显然很难与故事的内容对应。董桥先生回应陆先生的文章干脆说，“毛姆这个短篇的题目害苦中国几代读书人难进难退”。
如果经典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述的翻译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被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其他外文作品的翻译是否就可以轻视呢？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有不少在国内被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翻译除了需要非常熟悉英文，还需要对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有海量的知识。
像这些翻译，如果不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起码应该有丰厚的报酬，以便译者能够从容和专心致志地工作。现在我们经常提起傅雷先生，却经常忘却傅先生的生活一直在很大程度依赖其翻译的稿费。傅先生的翻译是精心推敲的，他甚至是高产的，但是和当下一般的译者相比较，他肯定是动作很慢的。
即便是流行小说和通俗艺术作品的翻译，我们也不宜贬低和看轻。我除了收藏毛姆的小说，也是鲍勃·迪伦的粉丝，后者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估计他的歌词会被大量翻译出版。那么，翻译这类通俗作品算不算是一种文学再创作？可不可以算作外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有一位研究外国文学的朋友翻译出版了大量诗歌，最近他和我说，花费精力时间翻译会影响写论文，想不好是否继续这样的工作。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和鼓励他。
难道要劝他吃一枚落拓枣吗？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彭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