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白人不断向西部迁移，把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祖祖辈辈以打猎为生，他们不断抗争，希望保住猎区。
然而，联邦政府却支持白人对土地的占领。政府军与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数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结果，政府把印第安人赶到了政府控制的保留地。
在印第安人被打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定居者涌向西部。一些人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肥沃的农田，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很贫瘠，而且已经被过度耕作，所以收成很差。还有一些人在东部根本买不起农地，所以他们只希望能在西部随便弄到一块地。
还有一些人从外国来，希望能够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所有这些定居者都能够在西部很轻易地获得土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宅地法》，赋予所有的美国公民和申请成为公民的外国人获得政府土地的权利。
该法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六十五公顷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盖间房子，并耕种五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交十美元办理手续就行了。
在西部大平原上获得土地是很容易的，但在这里种地和干活就不那么轻松了。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东部山地和森林的人们来说，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非常陌生。
这里没有什么山岗和树木。没有树，定居者就没有盖房子用的木头。有些人只能把房子的一部分建在地下。还有些人把草皮整块切下来建房子，这种房子又黑又脏，下雨时还会漏水，变得泥泞不堪。那时，大平原地区没有栅栏，因此很难挡住动物，让它们不去毁坏庄稼。
当时的西部原定居者也面临着今天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用来取暖和做饭的燃料。由于没有树木可供砍伐，定居者们只能把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用来作燃料。小灌木、干草、牛和野牛的粪便都被拿来用。
水也很少。另外，尽管西部的土地看起来肥沃，但要为耕种做准备却很难。这里的草根又粗又硬，很难拔出。气候也很成问题，有时好几个月不下雨，庄稼都干死了。冬天又异常寒冷。
然而，绝大多数定居者都非常吃苦耐劳。他们并没有指望能生活得舒舒服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为在大平原耕种时遇到的许多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而且，铁路已经贯穿西部，火车运来了盖房子用的木材以及可以烧火的木柴和煤。
新技术解决了许多问题。人们发明了打深井的设备，并且用更好的水泵把水抽到地面。有些水泵还是用风车做动力的。
1874年，栅栏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一年，人们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尽管这种锋利的金属铁丝网会把安网的人的皮肉划破，但它能够阻止牛冲过铁丝网，糟塌庄稼。
人们还发明了新的耕种设备，其中包括一种能够在草原上翻地的犁。另外，农民们还学会了在干旱季节耕种的技术。
农民可以得到建房子需要的木头，但他得掏钱买木材，付运费。要想种地，他需要铁丝网、犁和其它新的耕种设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
为了赚钱，草原上的农民必须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他们通常会用全部精力种一到两种庄稼。
农民们刚开始时收成不错。因为雨水丰沛，小麦和玉米大获丰收。大部分的粮食销往欧洲，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
然而，农民们并不满意，他们对几件事感到很生气。一是把粮食运往市场的成本太高。当时，运粮食到只能靠铁路，而铁路对运粮食收取的费用比其它产品都高。
铁路公司还拥有大型的粮仓，农民在粮食卖出之前必须交存粮食的钱，而这种仓储费也非常高。
此外，借钱的成本太高，也令农民不满。他们反对政府征收关税，因为这使他们不得不为购买外国产品而付税。有些关税率高达百分之60。
美国国会设定这么高的进口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免遭外国产品的冲击。但农民说，他们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因为这增加了他们的成本。
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但他们想，如果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也许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
于是，农民们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叫“农庄”。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农庄时，农庄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行动了。
农民们组织起合作社，直接到工厂购买大量的农用设备和供给，因为购买量大，所以价格会便宜一些。农庄还开始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地方农庄逐渐成为全国农庄运动的一部分。
在美国中西部的许多州，农庄运动的支持者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通过立法，限制铁路运费和粮食仓储费。
铁路公司拒绝遵守这样的法律。它们告上法院，要求取消这些措施，结果败诉了。它们仍旧不服，最终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铁路公司说，这样的法律是违犯宪法的，因为这干涉了国会控制各州之间贸易的权利。铁路公司还说，各州没有权利控制运输成本，这样做会减少铁路公司的盈利，这等于是非法剥夺铁路公司的财产。
最高法院驳回了这种说法。1876年，最高法院裁决，各州有权控制铁路运费。法院还表示，如果某项财产涉及公众利益，财产的拥有者必须为了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接受公众的控制。
农民似乎在与铁路公司的斗争中赢了，但强大的铁路公司仍然竭力要摆脱控制。在经过一系列官司后，铁路公司才降低了一些运输费。
农庄组织试图游说国会通过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控制铁路的权力。但国会拒绝这么做。许多农民不再指望农庄组织能迫使铁路公司真正降低运费。他们开始退出农庄。
还有些人因为经济情况改善而退出了农庄，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抗议了。在短短的几年内，全国农庄组织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一些地方上的农庄组织继续集会，但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几年后，农民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又成立了新的抗议组织。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农民的日子还不错。大多数人是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