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两年。这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的物资和兵源出现短缺，北方人也开始意志消沉。
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
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法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跟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不得不出兵镇暴。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也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抓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
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号，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挑选下一批征兵人员名单，与此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
征兵官员把人名写在小纸条上，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子里，抽到谁，谁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7月13号那天，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
突然，一块石头从窗户飞了进来，然后又是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没走了，被抗议者打得很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放火，暴动席卷整个城市。
这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不想去，有两条出路：一是缴纳三百美元；二是花钱雇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按逃兵被枪毙。
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长得快得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三百美元的罚款，或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喊，“这是有钱人的战争，但却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
除此之外，让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奴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跑到北方来，跟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
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天。暴民不仅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抓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也被杀死。暴动平息时，已经有一千人死去。
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
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伐兰狄甘。伐兰狄甘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了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伐兰狄甘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的违反了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了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刑满释放。
这一判决让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伐兰狄甘的看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是否决伐兰狄甘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重孰轻。
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而是改变了伐兰狄甘的判决。林肯下令将伐兰狄甘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伐兰狄甘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
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伐兰狄甘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也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的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伐兰狄甘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伐兰狄甘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让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让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
林肯在讲话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地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
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如何才能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正是我在做的。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的话，第二条路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吗？如果是，就要明确说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也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点燃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跟南方叛军战斗了，不要跟北方人也打起来。
南方领袖对“铜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显示了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也是他打个大胜仗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