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中，我们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一弱点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十八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把亚当斯夹在了中间。
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数。然而，这个位置却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政治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
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但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里也都听命于汉密尔顿，跟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也将联邦党送入了坟墓。
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个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杀，让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跟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
然而，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斐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然而，杰斐逊离开法国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斐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王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此人下了逐客令。
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跟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方设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借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跟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也在努力加强国防。按他的话说就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随时准备应战。
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X、Y、Z事件”，使美国和法国走向了战争的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了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跟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让这三个人等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告诉美国代表说，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跟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X、Y和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一千两百万美元；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万美元。
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结果遭到了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付钱，才能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了借口。他们指出，这是法国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不能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也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
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斐逊也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有多少朋友。
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和海军，并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和培训。
国会还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另外两项立法——《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
根据《外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外国人入籍归化的时间从五年延长到十四年。这种做法让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后，都会加入共和党。
共和党人认为，《外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了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却认为，《外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力。
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联邦党人试图利用《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判。
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投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赴后继，继续跟《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判的计划没有得逞。
亚当斯总统签署了《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其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谁知，1799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
亚当斯立即任命了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了一个由三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
这三个人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达成协议，那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号了。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跟法国的战争。他后来写道：“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了。”
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上去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仅没有促成跟法国的战争，而且没能借助《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抓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
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的话，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是胜券在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