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在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出版后，对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消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哲学上的反思，形成了一场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大讨论。西方学界对“消费社会”的探讨激发了历史学家追根溯源的兴趣，继而开始关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消费问题。虽然学者们仍在争论英国究竟是在14世纪、17世纪还是18世纪形成了消费社会，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英国初步具备了消费社会的特征。文化消费作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求，是消费社会形成的至关重要的表征。同时，文化消费也是近二三十年西方学术界关于消费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专门研究17、18世纪英国文化消费的著名史家约翰·布鲁尔、英国艺术史研究专家安·伯明翰、近代早期英国印刷文化研究专家海伦·巴里等学者都曾对近代早期英国的文化消费进行过研究。因此，文化消费也成为当时以中等阶层（虽然有学者认为英国此时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但这一阶层还处于剧烈变动的阶段，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阶级，使用“中等阶层”更为恰当）为主体消费人群的日常消费的一部分。
从17世纪后半期起，书籍、报纸、杂志、戏剧、音乐、绘画等各种文化品的消费不断增加，这一迹象可以从当时人的日记、家庭财产目录、破产记录、遗嘱中看得出来。到18世纪，文化艺术不再是国王、朝臣、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独占禁地，不再是圈囿于宫廷的文化消费，而是成为大众的财产，成为商业化的文化消费，成为分散在咖啡馆、俱乐部、读书协会、剧院、音乐会、画室和拍卖行等文化活动场所的大众化消费品。
印刷品是英国人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英国王室对印刷出版限制的放松，印刷文化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形成了大众阅读潮。报纸、杂志、图书的爆炸式增长就是这一潮流的明证。根据英国文化史学者杰里米·布莱克对18世纪报纸发行量的研究，英国在1713年报纸发行总额达到250万份，到1780年达到1400万份。各种专业化的政经杂志和休闲娱乐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图书阅读更是成为中等阶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8世纪英国书目提要”，当时的畅销书共分为四大类，宗教类书籍超过5万种，社会科学类书籍超过4万7千种，文学类书籍超过4万5千种，历史和地理类书籍约2万5千种。相比之下，哲学、科技和语言类图书不占重要地位。
到18世纪，英国的艺术品市场也繁荣起来，艺术品贸易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增长过程。艺术品完全成为商品，主要的消费者是乡绅、商人或者专业人士，最初他们购买绘画作为私人装饰品，到了18世纪中期之后，艺术品公共展览也激增。当然，18世纪初主宰伦敦艺术品生产的主要是外国艺术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的装饰画家、荷兰的雕刻家和风景画家、瑞典和奥地利的肖像画家。除了这些生活在英国的外国艺术家大量生产艺术品外，英国还从欧洲大陆大量进口艺术品，以画作为例，仅仅1725年从法国进口的包括油画、蚀刻画、雕版画等各类画作总数超过3000幅，从荷兰进口的各类画作接近2000幅，从意大利进口的各类画作接近6000幅。此后，随着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各地的城镇快速发展，英国艺术家也加入到艺术品生产者行列，再加上法国和荷兰移民的帮助，最终英国本地绘画艺术和实用艺术的从业者可以与欧洲大陆最优秀的同行竞争。
戏剧消费是城镇文化消费的重头戏之一。这一时期伦敦及英国其他城市兴起修建剧院的热潮，剧院数量不断攀升，各剧院不断开发新剧目来吸引观众。约翰·布鲁尔在《想象的愉悦：18世纪英国文化》中提到，1769年11月14日下午５点，伦敦皇家特鲁里街剧院开门迎客，节目单早已在报纸上刊出，吸引购票占座者络绎不绝，评论家和落拓不羁的年轻人花3先令挤在剧院最前端的长凳上，诚恳老实的市民和访客花2先令购买第一层边座，仆人和普通百姓花1先令购买上层边座，妓女在包厢间逡巡，小贩在兜售水果，富人在开演前才进入预订的包厢。这一场景是英国剧院史上的普遍一幕。除了表演戏剧，剧院还探索开发了意大利歌剧表演，并逐渐开始用英语演唱歌剧。歌剧的成功对英国音乐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之前，音乐表演只是作为戏剧表演的一部分在剧院演出，很少举行单独的音乐会。此后，大众音乐会成为文化消费的时尚之一。
英国人的文化消费在18世纪出现繁荣昌盛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英国人的阅读能力在18世纪得到了根本性提高，从而使得文化消费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英国的识字率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估算，男人的识字率在1500年是10%，到1714年达到45%，到18世纪中期达到60%；女人的识字率在1500年只有1%，到1714年达到25%，到1750年达到40%。当然，识字率在各阶层和各地区是不均衡的。1600年，贵族、乡绅和富商几乎都识字，店主的识字率到18世纪中后期达到95%，大多数劳动工人基本没有阅读能力。伦敦人的识字率最高，到18世纪20年代就高达66%。随着识字率的提高，英国人具备了消费文化品的基础。
第二，英国在18世纪出现了购买力超强的中等阶层，他们极力模仿上层人士的消费，从而推动了英国的文化消费。根据近代早期英国消费行为和物质文化研究专家洛娜·韦瑟里尔以及两位英国社会史学者乔纳森·巴里和克里斯托弗·布鲁克斯的研究，到17世纪晚期，英国开始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中等阶层，年收入在40～100英镑之间。按照这一估算，英国有一半家庭属于中等阶层。在强劲购买力和模仿消费的推动下，英国中等阶层十分热衷于文化消费。
第三，英国文化消费的高度商业化既吸引了大量文化人士生产文化产品，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消费。从查理二世复辟到乔治三世登基的100年间，英国国王越来越退回到宫廷，国王虽然也赞助音乐家、画家、剧院和歌剧，但只是众多赞助人之一。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转变为令人瞩目的商业活动。当时人对英国文化的商业化程度之深感到极为震惊，有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这一变化，有的人则抱怨失去了优雅的宫廷文化引领文化潮流的美好时代。无论如何，文化消费都紧紧地抓住了他们。许多外国访客也都承认英国艺术的兴起是商业和城市社会的胜利，而不是宫廷文化的成就，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帮助创造了面向大众的英国文学和表演艺术。正是这种高度的商业化，使得伦敦吸引了苏格兰的著作家和出版商托拜厄斯·斯摩莱特、大卫·休谟、威廉·斯特拉恩，爱尔兰的散文家、演说家和演员如迪安·斯威夫特、埃德蒙·伯克和谢里登父子，威尔士的诗人和画家如埃文·劳埃德、理查德·威尔逊，英格兰地方名人如约翰逊和加里克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第四，大量涌现的咖啡屋、俱乐部等新兴的消费和文化活动场所，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文化消费。咖啡屋不仅是一个休闲消费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场所，是图书报纸阅览室、展览场所，有时甚至是一个剧院。咖啡屋一般都提供种类众多的报纸、杂志、小册子，其刊载的内容经常能引发顾客的激烈讨论。当时创立的各种俱乐部、协会和非正式的圈子都是品位和知识的共同体，咖啡屋俱乐部和酒馆协会参与了生产文化的所有过程，艺术和想象作品的创作，它们的交流、接受和消费，都发生在这些文化空间。这些场所成为英国文化消费的策源地。
总而言之，18世纪的英国文化消费出现繁荣局面，而这也正是英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与工业革命一道为社会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