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类文学作品中，经典名著译本常销不衰，尤其是公版书，甚至再版频频。重复翻译扎堆，难免鱼龙混杂。如市场上可见的《小王子》就有五花八门的百余种译本，有些“速成式”中译本品质堪忧，屡屡让翻译界人士摇头叹息。眼下，国内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愈发淡化，几乎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做文学翻译类图书，但这些出版机构和编辑团队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有专家直言，一些连外语专业编辑都不配备的出版社也在大出世界名著，引人担忧。
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重复翻译大潮
日前，“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在沪举办，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多名翻译界、出版界人士直陈隐忧：近几年外国文学公版书重复出版达到高峰，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存在良莠不齐、低水平“炒冷饭”等现象，有的版本随意“抓取”几个已面世的中译本，复制拼贴、改头换面，手法粗糙，书中不乏谬误。
的确，低成本、低风险的公版图书，与需要购买版权的书不可同日而语，译者承受的压力也低于首译本。研讨会上，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说，除了那些被一次性买断版权的译稿，不少复译本都有合同期满再续约或转投他社的可能，甚至大牌译者坚持与多家出版社签订非独家合同，这些因素加起来，译者在复译本上所得收益有可能远高于首译本。而版权书大多是知名度尚待积累的现当代作品，翻译的难度高、风险大。
于是就容易形成一个怪圈：世界名著动辄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中译本，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中青年译者通常却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还有可能被舆论挑剔。长此以往，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公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
“这并不是说，复译本的价值一定低于首译本，像《莎士比亚全集》、《尤利西斯》等难度高、周期长、收益小的复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黄昱宁说，业内诟病的“复译本”，指那些早已被重复翻译多次、徒具商业目的却无意义的翻译。
专业的翻译批评易被喧嚣“花边”所淹没
多名译者谈到一类现象：目前国内对文学翻译缺少客观全面的评价，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容易被一些喧嚣、耸人听闻的“花边”言论所淹没。一些对于译文的指责人云亦云，当代文学的普及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比如，曾有读者在社交平台上“开骂”，指出一家出版社出的福克纳的译本有印刷事故———连着两三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但这正是福克纳的经典标志性文风，显然这一风格尚未被读者“习惯”。还有些网民心目中“文采斐然”的译文，衡量标准多是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文辞；对于不喜欢的译本，常见的指责就是“不流畅”“读不懂”或“毫无美感”等。
“部分对现当代文学译文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的是原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的并不是译文质量，而是当代文学观念的普及。”黄昱宁说，母语文本的情况相当复杂多元，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本就不是奔着“流畅华丽”而去，但市场上一些舆论观点存在偏差。
文化摆渡人不能异化成“翻译机器”
在作家小白看来，新一代读者的阅读视野宽广，有的甚至能用多种语言看外国小说，加上各种翻译软件、人工智能翻译的日益发展为之注入了更多可能性。这在无形中抬高了翻译的专业门槛，有学者指出，身为不同语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应自觉区别于“流水线”式的技术工。
著名翻译家周克希说过：“翻译是感觉和表达感觉的历程，而不是译者异化成翻译机器的过程。”比如说，读了汝龙译的契诃夫，读者就能体会到那种契诃夫独有的感觉：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汝龙几十年如一日，先是基于英译本译出了27册契诃夫小说选，后又补学俄语，根据原文重译一遍，令人感佩。
放眼当下翻译圈，兢兢业业的译者不少，但敬畏之心是不是也在一些乱象中有所流失？就在今年4月，上海翻译家协会发布了《上海文学翻译家职业道德公约》，其中“提倡文责自负，多出精品优品。反对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自觉谢绝不能胜任的翻译约稿”，相当醒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行业自律。
（本文转载自：《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