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总是建构或颠覆着观众对故事的想象，而电影片名是开启无尽想象的第一个窗口。好的片名能让电影锦上添花，不好的片名却能使佳片黯然失色。有意思的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引进国外电影时，片名翻译往往不一致，比如《三块广告牌》的台湾译名是《意外》，香港译名是《广告牌杀人事件》，可谓风格迥异。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片名翻译面面观
中国大陆翻译界秉承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首先考虑“信”，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受这种观念影响，电影片名的翻译也多用直译的方法，如 I Robot《我，机器人》、True Lies《真实的谎言》。大多数情况下，直译更容易遵循原名的修辞规律，风格也与原文相近，因此在各种片名翻译策略中运用得最为广泛。
当直译无法跨越语言间的鸿沟时，大陆翻译家也会根据需要对片名的表达方式进行加工、改造甚至重建，来获得一个更能提炼剧情、更符合观众接受语境的译法。这方面的经典译例不胜枚举——The Shining《闪灵》、Rebecca《蝴蝶梦》、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等电影译名，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文的魅力。
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的电影译名大多采取意译、换译的方法，更注重观众的需求，带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和商业意味。最典型的现象，莫过于四字词或五字词的使用，不仅凝练剧情，而且富于节奏、朗朗上口，使人印象深刻——这种风格对大陆电影译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系列法”，则是港台电影译名的另一“制胜法宝”。为了保持某个导演或者明星对票房的号召力，剧情上毫无联系的电影也会以系列的方式命名，比如意大利导演 Giuseppe Tornatore三部作品的台湾译名：《真爱伴我行》、《声光伴我飞》、《星光伴我心》——谁能想到它们就是 Malèna《西西里的美丽传说》、The Legend of 1990《海上钢琴师》、Cinema Paradiso《天堂电影院》呢？
又如，自1984年的动作片 The Terminator《终结者》大获成功后，施瓦辛格主演的所有电影在台湾都被冠以“魔鬼”称号，包括 The Terminator《魔鬼终结者》（1984）、True Lies《魔鬼大帝》（1994）、The 6th Day《魔鬼复制人》（2000）等。香港则在007系列电影的片名前面都加上了“铁金刚”，如 Dr. No《铁金刚勇破神秘岛》（1962）、Licence to Kill《铁金刚勇战大狂魔》（1989）、Casino Royale《铁金刚勇闯皇家赌场》（2006）等。
不仅如此，电影的制作公司也被系列化。“总动员”是皮克斯公司（Pixar）动画片的一个标志，大陆也逐渐形成了动画片的“总动员”情结——
由于香港和台湾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欣赏口味，两地在影片译名方面又有各自的特点。台湾有时会结合剧情在片名上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把讲网球和爱情的 Wimbledon（温布尔登）译为《网住爱情》，把 Big Fish（大鱼）译为《大智若鱼》。香港则不乏独具特色的“文艺腔”：《妾似朝阳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常升起》）、《一树梨花压海棠》（Lolita《洛丽塔》）、《仙乐飘飘处处闻》（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这样的翻译是神来之笔还是矫揉造作，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国何以三译
虽然片名翻译的首要问题在于化解双语差异，但语言制约并非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两岸三地“一国三译”的唯一因素。
三地电影译名的差异与用词习惯有关。尽管汉语是多数人的第一语言，但三地人们使用汉语的习惯不同——大陆通用普通话，港台对方言和外语的使用频率颇高。于是，香港的电影译名粤语频现，比如 Pay It Forward《拉阔爱的人》，“拉阔”是英语 “live” 的音译，意为“现场”；混杂了客家话、闽南话又受到日语、英语影响的台湾，则有着 Anger Management《我爱发脾四》、Naughty Bear《熊麻吉》这样的译名。
诚然，每一次翻译都是文化翻译，每一种电影译名都传递并召唤着本土对电影的理解。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观众的知识水平、审美情趣和艺术需求也不同。在港台人看来，大陆观众思想相对保守，外语水平欠缺，中规中矩的译名缺乏灵活性和艺术性。相反，在大陆观众的眼中，港台对国外电影片名的翻译有时过于夸张，是对“忠实”的颠覆与叛逆。
此外，政策法规对电影译名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电影产业是市场性和政策性很强的产业，进口外国电影更是涉及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入等问题。大陆采取了严格的影片送审制度，一般先由电影进出口公司与欲引进影片的制作方接洽，确定引进后与影片制作方沟通，为影片取一个中文名字，报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后获许上映。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则没有这样的电影审查制度。
就大陆对电影翻译的规范而言，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了电影片禁止载有的十项内容，广电总局2006年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详细规定了电影片审查的内容、单位及程序，语言规范方面则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约束。法规制约，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影片翻译进行制约的最明显的外在表现，也直接决定了“神”、“鬼”等常见于港台的用字很难出现在大陆的电影译名中。
译名乱象的本色
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文化产品，必然具有文化商品的属性，服从着市场流通和满足消费的原则。因此，除了用词习惯、经济文化、政策法规之外，商业考量也是影响电影片名翻译的一大原因。正是因为影片名是吸引观众目光的一个首要因素，才使得许多译员、译制方在影片译名上大做文章、故弄玄虚。
电影的创作成本很高，考虑市场前景无可厚非，但一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粗制滥造的翻译则有哗众取宠之嫌。片名翻译对原文的损失包括意义缺失、用典过度、滥用噱头等，最后一种在港台尤为常见。港台的电影译名中有大量名不副实的刺激和煽情的文字，如“大”字滥用、“血”字飞溅、“魔鬼”出没、“情”意外露，这样的译法引起了传统翻译界和部分观众的质疑。
群众基础深厚的“总动员”，近年来也在一个又一个仿译中误入歧途。2014年Minuscule《昆虫总动员》作为全世界少有的默片类优秀动画片，全片无一句台词，是我国近些年来译制工作最为轻松的一部译制片——仅需翻译片名即可。然而，大陆片方却对其轻易扣上“总动员”的帽子，一时吐槽无数，很多影评人将这部电影归为“别因为名字错过的好电影”。实际上，之前《昆虫总动员》电视版在国内播出时使用的译名是《微观小世界》，与该系列的法语本名 “minuscule（极小的）”很接近。
对于这样的译名乱象，是否需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呢？从以上电影片名翻译的实践和现状可见，电影片名翻译本身就不是纯粹的文学翻译，还有着广告翻译的成分。文学翻译力求原作意蕴“神”似，而广告翻译更注重效果“形”奇，夺人眼球的“噱头”译法只要能达到增加票房的目的，就是合格的广告翻译。
翻译标准并非只有“信达雅“，而是要根据文本类型、接受者的需求等众多因素，采取适当的方法达到翻译目的。电影片名有时被改头换面成形不似、神有异的名字，却也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广告翻译。通过比较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电影译名方面的差异，亦可一窥三地语言、文化与市场的多元性。
参考资料
施玲：《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杨和平、麻争旗：《当代中国译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杜志峰等：《基础影视翻译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修海：《影音翻译的策略与方法》，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
马建丽：《中国译制片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李群：“片名翻译对‘忠实’的颠覆——电影片名翻译的现状及理论根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张彩虹：“内地、港台电影译名异同的背后”,《影视翻译》2012年第24期。
（作者：许有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