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聂馥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