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习英语、教授英语和研究语言学问题的人生道路上，恰逢国家经历类似“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阶段。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与发展。回顾过去40多年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思绪万千。下面围绕着“请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谈谈与学术国际化有关的问题。
在广外的日子
我1974年进入广东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与广州外贸学院合并，成了现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英语，是“工农兵学员”。当时国家科技和经济都比较落后，又因为是“文革”期间，能接触到的英语就是中国教师根据Peking Review和China Reconstructs等中国官方的出版物，给我们编写的教材，能听到的是中国教师和外国教师录制的课文录音。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籍教师Mr Green。那个时代，唯一能听到的英文广播就是中国对外的“Radio Peking”，而那时的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能收听短波的收音机，所以“Radio Peking”也与我无缘。那时学生不准听BBC，不准听VOA，没有任何国外出版的读物（如杂志、报纸、图书）可以阅读。
我入学前没有学过英语，连英文字母ABC都不会读。担任一年级“精读”课的是杨琇珍老师，那时她是副教授。杨老师早年留学美国，说得一口漂亮的美国英语，英语系老师都称她“杨先生”。她知识丰富，但为人低调，英语的实践能力很强。据说她年轻时就与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赋宁教授很熟悉，但她从来不跟学生“炫耀”自己早年的“光辉历史”。 杨老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我的第一句英语就是她教给我的。每次听到杨老师说英语，就觉得是一种享受。那时，除了偶尔听Mr Green讲英语，就是听杨老师说美国英语了。到了大学二年级，学校增加了两名美国教师。大学三年，学的是基本的英文技能（听说读写译），没有学到任何语言学、文学或翻译的理论课程和知识。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那时学的属于最基本的英语应用。
1977年毕业后，留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那时有一个“英美问题研究室”。记得我从研究室借阅了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书籍阅读，虽然是囫囵吞枣，看得似懂非懂，但已经开始对语言学感兴趣。桂诗春教授（2011:68）曾说：“我和应用语言学同行四十多年，在应用语言学方面说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充其量，只能说是当了一个图书馆员的角色：把一些资料加以整理，介绍给国人，让大家知道还有一门值得重视的科学，它的研究和推广对我国的外语教育大有好处。”改革开放后，就是因为有了桂老师这个“图书馆员”，才有了广州外国语学院大量的应用语言学图书。桂诗春教授（2013:8）说：“要培养人才，不能没有图书，广州外国语学院优先购进和订购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书籍，其藏书的丰富是国内知名的。有一次，英国文化委员会派英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Brumfit来学院考察，以了解学院是否具备执行中英合作项目的条件。他跑到我们的资料室，吃惊地发现里面居然藏有一本希腊先贤的语言学著作，说：‘这本书我在英国找了很多个图书馆才找到’。”正是因为广外收藏了大量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书刊，才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出版的主要书籍，也正因为有了桂诗春教授这样的领路人，才有一批批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走出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那个年代，阅读外国文献，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学术观点，也就是“请进来”。
在广外的那些年，真正让我震惊的是1985年9月23-27日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的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见到了很多原来只在书刊上见到的学术大咖，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知名语言学家、教学法专家、语言测试专家20多人，也包括后来与我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有很大关系的M.A.K.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和Alan Davies（我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系主任）；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杨琇珍教授也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会议具体情况见桂诗春2013: 8）。
我第一次经历学术“请进来”就是在广州外国语学院：首先是把国外出版的图书请进来，然后是通过学术活动把作者请进来。
留英岁月
1988年，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推荐下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SinoBritish Friendship Scholarship），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应用语言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1982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到广州外国语学院讲授“交际教学语法”的W.Keith Mitchell（见何恩光、杨殿蓉、黄国文1982）。改革开放后，国家因为经济情况还不是特别好，所以选派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是集中在自然科学，我们1988年这一批应该是我国第一次公派语言专业的人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记得1988年2月，我被通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雅思”（当时叫 ELTS）考试。当时上海甲肝大流行（因为吃毛蚶的原因），据说此事惊动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那时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可以考雅思，而广州在南方，所以考试地点就安排到上海。由于上海的甲肝大流行，一上去上海的绿皮火车就感到恐慌，因为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坐在火车上的20多个小时里，无法睡觉，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出国人员培训部，同屋住的一共有6个人，住宿条件很差，几天的折腾加上没有足够的睡眠，让我在考试前就患上严重的感冒。当时感冒难受，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因为万一考不到5.8分（当时只要考到5.8分就可以被英国大学接受），那就没有出国的机会了，当然更没有脸面见广外的领导和同事。记得考试那天还患着感冒、流着鼻涕，又缺睡眠，感到头昏脑涨、稀里糊涂。不过，后来成绩出来后，考了7分（Band 7）。记得当时有些老师只考到3点几分，所以我能考到7分，也算是可以了。当时我与何自然教授联系比较多，他也很关心我。他后来告诉我，他为我能考到那个分数感到骄傲和欣慰。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因为当时去考试时根本不知道雅思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考，也不知道怎样复习，完全是打无准备的仗。
我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在爱丁堡大学的应用语言学系跟随W.Keith Mitchell读博士，先后有两个“副导师”：Alan Davies和A.J.(Tony) Lynch。我是1991年底提交题为“Towards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course for Chinese learners”的博士论文送审的，并于1992年3月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校外考官是交际语言教学知名专家Keith Johnson，校内的考官是A.P.R (Tony) Howatt和Robert Hill。从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到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大学跟随Lesley Milroy教授做博士后研究（被聘为Research Associate）；我非常感激当年Lesley Milroy教授给我的机会，也很感谢一起在她手下做研究的李嵬博士给我的帮助。我1994年1月离开纽卡斯尔大学，到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现在的Cardiff University）跟随Robin P.Fawcett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于1995年底完成题为“Enhanced Theme in English: It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的博士论文，并于1996年1月完成论文答辩，校外考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知名专家Margaret Berry，校内的考官是Gordon Tucker和Nikolas Coupland。
在国外的七、八年里，国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记得1994年夏天我从英国到香港城市大学参加第三届国际汉语语言学大会（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后，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广州，看到了国内的发展状况，就下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非常感谢当时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吴增生院长和李友文书记的努力，在我1996年回国前，中山大学在1995年6月份就破格（因为没有任过副教授，也没有参加职称评审会评教授，我当时人还在英国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给了我教授的资格。
回国创业
1996年1月底，我从英国回到广州，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同年7月被遴选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那个时候，国内的外语界有英语博士点的学校不多，遴选博导的过程也比较复杂；我也是被破格遴选上的。记得当时的条件之一是申请人必须完整指导过三届硕士生，可我那时连硕导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指导过硕士生。当时我被遴选上，估计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山大学只有三个博导（戴镏龄、王宗炎、区鉷），而且戴先生和王先生已经多年不招博士生了。
我回国后，想到的是怎样“请进来”和“走出去”。通过讲授“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课程和招收本校教师为博士生，建立学术梯队；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活动邀请国外的学者到中山大学讲学、交流。1999年8月10-13日，我组织召开了“语篇与语言功能国际研讨会”，据说这是中山大学有历史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外国语言”方面的国际研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国外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M.A.K.Hallida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Ruqaiya Hasan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Robin P.Fawcett (Cardiff University, UK), Christian M.I.M.Matthiessen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Peter Fries (Michigen State University, USA), Willian Greaves (York University, Canada)。国内参加会议的有胡壮麟、方琰、杨信彰、高一虹、白解红、陈建平、何安平、张维友、范文芳、刘世生、卢植、张美芳、彭宣维、陈新仁、王振华、于晖、熊沐清、赵彦春、何善芬、杨炳钧、陈治安、陶炀、冯捷蕴、唐青叶等。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王宗炎先生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题为“Trends of ELT in China”的大会报告。在筹备会议之前，有一位跟我还算熟悉的同事（教授）半开玩笑地说我请不到Halliday这几个人来中山大学的，还扬言说可以打赌。当时的学校和学院领导非常重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Halliday回到了他阔别整整50年的康乐校园，休会期间他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住的学生宿舍。从那以后，直到2015年，他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山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我1996年从英国回来后，一直致力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加入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活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有一个全球性的会议（ISFC, International Systemic Functional Congress），从1974年起轮流在世界召开。从1991年至今，在亚洲一共召开了八次；我国分别于1995年（北京大学，第22届）、2009年（清华大学，第36届）和2013年（中山大学，第40届）承办了会议。为了争夺2013年的承办权，我那时真的费尽了心思（当时我是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按照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的惯例，大会轮流在四大洲（澳洲、欧洲、亚洲、南北美洲）召开。2009年清华大学代表亚洲举办了第36届年会；按一般的做法，下一次在亚洲的会议（即2013年的第40届）应该轮到亚洲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召开。但是，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参与国际活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由于中山大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与应用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我跟常晨光教授一起代表中山大学向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召开2013年的大会。当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大学也提交了申请；执行委员会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考察和讨论，最终以投票形式决定：中山大学获得多数赞成票而得到了承办权。由于那次中国的申办多少有些特殊，结果公布后，有个别知名学者对执行委员会这个决定在学会的网络交流平台公开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我能成功争取到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承办权，是对我20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所做出的努力的最大回报，因此我无怨无悔。关于第40届大会的情况，可参见陈瑜敏、严小庆（2014）写的会议综述。
在2013年的第40届大会期间，“中山大学韩礼德文献中心”（The M.A.K.Halliday Library）正式成立，Halliday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捐赠了很多书籍。与此同时，我和常晨光教授还编辑了Annual Review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已经出版了6辑）、《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群言集》（已经出版了3辑）等系列丛书，常晨光教授和我创办了Functional Linguistics期刊，主编了The M.A.K.Halliday Library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eries丛书，都由德国Springer出版公司出版。
我回国后，一直想办法“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活动。2004年9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31届大会期间，我被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推选为“国际委员”，2008年7月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召开的第35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期间，我被推选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任期三年，2008～2011年）。2011年7月，第38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召开；会议期间，我被推选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期三年，2011～2014年）。
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没有设立主席或其他领导职位，一切事务由“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因此，执行委员会就是这个学会的最高机构了。截止到2011年，该学会所有的主席都是欧美国家的“白人”学者担任。所以，我是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个亚洲人，也是担任主席的第一位“非白人”学者。我始终认为，能当选为主席，是因为祖国强大了，中国人的地位提高了，中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教学和研究队伍做出了贡献。
生态转向
从2016年起，我的学术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就是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去考察语言与生态问题。在我就满60岁（2016年2月）前，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写了一篇题为“人生处处皆选择”的文章（黄国文2016）。在文章中，我对自己过去这些年走过的学术道路做了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出生于农村，15岁离开家乡，当年有幸被县机关招去吃商品粮，主要的原因是我所在的乡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到华南农业大学开拓生态语言学研究，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事。我来自农村，最终应该回到大自然去，走近农业，到自然生态中磨炼自己。”如果大家有兴趣，请上“知网”查查，我这两年发表的论文大多数都是生态语言学方面的；不过，我在多个场合讲过，我是一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我做生态语言学研究也主要是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2016年，我从中山大学调到了华南农业大学工作；在这一年里，在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第一个“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成功申报（自设）了“语言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并在11月份召开了“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丹麦、美国、俄罗斯、新加坡、中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主席Arran Stibbe（英国格罗斯特大学）和生态语言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Alwin Fill（奥地利格拉茨大学）都分别发来贺信。
2017年6月和8月，我在华南农业大学举办了两期“生态语言学讲习班”，邀请了Dongping Zheng（美国夏威夷大学）、Andrew Lambert（美国纽约城市大学）、Sune Vork Steffensen（南丹麦大学）、范俊军（暨南大学）、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作为主讲教师，分别就“聚焦儒学与生态和谐”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路径”这两个主题传授生态语言学知识和展示研究手段。
2016年1月，我被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外研”讲席教授（冠名教授）。该校的博士生导师何伟教授和我一样，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的兴趣。因此，我们经常商讨怎样在中国发展生态语言学的教学与科研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生态语言学研究战略研讨会，研讨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和发展，8月25-27日召开“第二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会议参加人数200多人，国际知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Arran Stibbe、Sune Vork Steffensen、Andrew Goatly、Stephen Cowley等都参加了会议。
记得一年多前我曾在华南农业大学说过，如果学校大力支持我，我努力争取十年八年后国际生态语言学界一谈起中国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就会提到华南农业大学。通过这一两年我和各位同事的共同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了。这里举三个例子：
（1）2017年2月改组后的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推选我为该学会的“中国地区代表”（Regional Representative），在此之前是没有中国代表的。
（2）华南农业大学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被选为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的合作伙伴（Partner Organisation）。
（3）生态语言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的Alwin Fill教授已经关注到华南农业大学的生态语言学活动，他在与周文娟的访谈（周文娟2016: 29）中说到，他很高兴看到中国成立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也知道该研究所将在中国召开首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在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Fill and Penz 2018）中，他在两个地方说到了我所做的工作；第一段是Fill作为编者之一在“前言”中说的：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ecolinguistics, which has led the founding of the Centre for Ecolinguistics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itiated by Huang Guowen, to two special issues of the Journal of Poyang Lake an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inguistics in China (November 25-27, 2016,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Fill 2018: 6)
在这里，他提到了（1）我建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所，（2）我组织召开的首届生态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和（3）我主持的“生态学术名家”专栏（《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4期“阿尔温·菲尔专辑”）。
第二段话是《手册》的两位主编在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生态语言学：新的导向和今后的方向”的压轴篇中说的：
Ecolinguistics has extended its area of activity to several countries in which it was formerly not present, where it is set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central role.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countries is China, which organized its first ecolinguistic conference in November 2016, at Guangzhou, at the ‘Centre for Ecolinguistics’ of th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ed by Huang Guowen).(Fill and Penz 2018: 437)
作者通过提及华南农业大学的生态语言学活动来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是重要的，在全球化的学术活动中是令人瞩目的。这里说的应该就是“走出去”的例子。
几点感想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但是，我自己现在感到非常满足，很感恩这个社会，很感恩有了今天的一切。所以，现在非常乐于助人，也乐于提携年轻人。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也是一路有贵人的关心、提携和帮助，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下面围绕着“请进来”与“走出去”，结合上面提到的自己的学术经历，谈谈学术国际化问题。下面分六点来谈。
（1）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外交流是必然的，“闭关锁国”是没有发展的。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只是教儿童学外语），都必须有想与外界沟通的愿望和行动，“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样重要。其实，做生意也好，做学术研究或做国际化也好，都是需要认真经营的。除了有愿望、有冲动、有想法以外，还要有方法、有行动。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做国际化一定要有家国情怀，时刻记住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说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能因为追求在国外发表文章或得到国外机构的资助而做出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安全这类事情。
（2）要找准自己的“生态位”。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好了。但是，国家的研究经费也是要放在刀刃上的。因此，在设计研究项目时，要尽量把学科发展、学科前沿、经济发展和服务区域问题考虑进去。语言本体问题的研究要做，但也不能所有人都去做细微的语言本体问题研究。要找到自己的强项，也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在中山大学时，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可以做到全国前几名的，我现在在华南农业大学，做跟生态有关的研究，就是强项了。一个人的力量其实非常渺小，只有跟大家一起协作、把自己融入集体，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学术团队是做研究的基本保证。一个人的力量是起不了大作用的。有了团队，有了梯队，学术的薪火才会一代一代往下传。因此，如果你是领头人，那就要组织好团队，提倡协作，同时培养年轻人；如果你是年轻人，就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团队，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今天的世界，团队力量很重要，团队精神很重要，协作能力也很重要。可以这样说，“孤胆英雄”“单枪匹马”“单干户”已经过时了。
（4）就“请进来”与“走出去”而言，活动形式要多样化，要有经济核算和经营观念。有些单位花了很多钱，把国外的知名学者请来“摆一摆”（或“拜一拜”），就像做个广告，学术不落地，真是白白浪费国家资源。所谓的学术活动多样化，一是充分利用请来的学者，除了做讲座以外，建立学术交流平台，寻找学术研究的合作可能，指导培养年轻学者（老师与学生），联合做研究等都是可以做的。除了“请进来”以外，一定要“走出去”。读国外同行的论著是走出去，到国外留学进修是走出去，与国外的学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也是走出去。无论是用什么方式与别人沟通，有交流、有合作就是走出去。要学会寻找走出去的机遇，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5）学术研究要有本土特色，要本土化。如果我们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介绍、推广国外学者的理论和观点，那我们就永远是“述而不作”。因此就没有东西与别人交换和交流，那我们就总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本土化的另一点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环境寻找发展的空间。在医学院做医学英语研究是本土特色，在农业大学做生态语言研究也是本土特色。
（6）“酒香也怕巷子深”。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你酒酿得好，就是在很深的巷子里，也会有人闻香知味，慕名前来品尝。但是，在国际化方面，你不走出去，你的香味人家就不一定能闻得到，就不知道你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这两年我在与国际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沟通过程中，有些人会认为我是在中国开拓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每当听到这样的说法，我马上纠正，因为过去这些年有很多位学者在我进来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我在多个场合说到，早在二三十年前，郑通涛（1985）和李国正（1991）就谈到语言生态问题；冯广艺（2013）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题为“语言生态学”的专著；在我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的2015年底，通过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在CNKI搜索，就分别有150篇和102篇文章。但是，为什么这些信息没有“走出去”？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三点是：没有走出去的意识，没有走出去的冲动，也没有走出去的形式和手段。当然，领头的学者个人的努力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结语
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震动了世界。国家“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将会给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变化。作为外语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按照哲学家的说法，我们要考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一旦选择了，就释然了、平静了、有目标了，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写给自己作为60岁生日礼物的一段话（黄国文2016:8），与各位共勉：
“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深深体会到‘选择’的重要性。有人说，人生过程就是四部曲——改变、适应、包容、放弃。其实，无论是改变、适应、包容还是放弃，都是选择的结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只能改变自己；你无法改变环境，你只能设法去适应环境；你无法改变你不喜欢的事物，你只能选择包容；你无法拿得起放得下，那你只能选择放弃。因此，选择是一种挑战、一种磨炼、一种本事、一种智慧、一种豁达、一种美丽、一种艺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看，选择就是创造意义！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看，选择就是亲近自然！”
（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生态学”博士点带头人，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翻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