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翻过去的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说够成绩不易,说透问题更难。篇幅所限,我只能说翻译依旧减量,研究持续上升。
翻译减量当然主要指数量。我们不太可能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追风”和饕餮般地吸收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文学生态趋于理性和正常。我们不再仰视洋人,我们在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当然,这其中有资本、市场(版税)等方面的原因,而文学翻译迄今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像也不能像美国那么傲慢和自以为是。就文学翻译而言,中国对美国的逆差可是大了去了。正因为有美国这面镜子(美国每年的文学翻译少之又少),我们也更应该继续保持足够的量,以便使文坛既沐春风,亦见霜雪。再则,这也是构建同心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毕竟文学是体察世道人心的最佳途径。
2018年,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全集和塞林格作品集等都有不俗的反响,另有一些旧作新译如马尔克斯及黑塞的中短篇小说也依然招人青睐。令人欣喜的是,东欧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翻译也占了相当的份额。除了几家翻译大社,其他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品种。至于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对很多“村迷”来说肯定是顿大餐,尽管它令人咋舌的版税着实令我捏一大把汗。
相对于文学翻译的减量,外国文学研究就显得益发繁荣昌盛了。除每年有一些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结项成书,各色核心期刊都满负荷运行。它们承载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心血,但就目的物而言,却主要是欧美和广义的西方文学。同时,基于文化自信,不少同行开始摒弃“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唯文本论”。如是,社会历史批评和跨文化研究将渐成气候。
(来源:文艺报 陈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