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早年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一生翻译了大量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经典著作。长久以来，傅雷译作备受读者青睐，其文学魅力经久不衰。
傅译经典的长久魅力
翻译活动过程是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解构如同庖丁解牛，游刃于语言符号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理解原作内容与精神，把握原作艺术生命。重构就是用译入语形式重构原作字里行间的含义，还原原作表现手法的艺术生命，其中的关卡是寻找与原语言所指和能指贴切相宜的转换符号。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这里，傅雷的翻译艺术也体现在这里。他一方面精准把握法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常年琢磨，“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另一方面用出神入化的翻译突破了两种语言转换的屏障，化解了内容与形式这对翻译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保持了原作的生命力。
文学作品能够真正打动读者的不是内容和形式，而是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的真善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作者用来表现思想和精神的工具。一件艺术作品若没有灵魂，其形式再完美也只是一具空壳。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如果仅着眼于内容与形式这对矛盾的解决，会落入工具理性至上的陷阱，而傅雷译作早已超越这对矛盾，更重视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性之光。他在翻译过程中超越形式与内容的简单对立，突破“技”的层面的种种藩篱，精准抓住并成功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这使得傅雷译作成为经典。作为翻译经典，他的作品一方面通过外域民族不同的审美视角和审美范式，给我们带来具有异国情调的审美享受，拓展了我们的文学天地和文化视界，另一方面为我国翻译质量的提高树立了典范，在理解和表达原作内涵的深度与精度、领悟和再现原作风韵的形式与方法上，为后来的译者提供了可以学习和效法的范本，在实践上具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通过翻译建构世界文学
20世纪50年代末，傅雷表示，自己的翻译活动是在为“世界文化”作贡献。翻译文学兼容了两个民族的文学元素和文化元素，是原语民族文学内容和译语民族语言形式两大主块的有机化合，是两个民族文学性和文化性交叉融合而演化出的新样态。世界文学展示了世界多元文化的相汇相容、调适整合和交融出新，也是更多民族元素的融合。世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翻译活动的建构性力量。世界文学视角不同于翻译文学视角，它的立足点在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之上，超越了民族文学（无论出发语民族文学还是译入语民族文学），可以摆脱民族目光的局限，打开一个兼顾双边的更为广阔的视界，让我们能够看到两个民族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各自的特色之处，探索人类如何共存的精神家园。傅雷用一生的劳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翻译财富，并且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傅雷不仅创造了优秀的翻译文学，而且创造了优秀的世界文学。当前，翻译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话题，“世界文学来源于翻译”“翻译构建世界文学”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同，但讨论的话语权基本还在国外学者那里。中国是个翻译大国，我们要重视并不断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为我国在世界文学领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提供助力。
为中国学派发声
傅雷的翻译精髓不仅体现在“神似说”上，也包含了“化境说”。他在写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以及其他评论中，多次提及“化境”：1943年，他说黄宾虹“兼采众长，已入化境”；1962年，他嫌自己的翻译“化得太少，化得不够，化得不妙”。他提出，将“神似”作为具体目标和美学效果，更作为翻译策略和方法，来追求“化境”。“神似”与“化境”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的关键词，背后有着我国传统文论丰富的话语资源；作为中国译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坐标，有着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大量而优美的翻译实践加以印证和支撑。我们要在世界译论中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就需要立足中国文化资源和特色优势进行探索，实现真正独有的理论创新。“神似说”“化境说”是中国译论中值得进行现代转换的重要命题。“神似说”与“化境说”虽然只是一种翻译理念，还谈不上翻译理论，但它们是理论的“内核”“酵母”，其中蕴含着可以释放和转化的现代性因素。因此，要建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新形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就要厘清“神似”与“化境”在民族审美过程中的发展脉络，运用考察、描述、分析、判断等研究方法，发掘其理论内涵，充实其话语空间，使“神似说”与“化境说”揭去神秘面纱，展露清晰的理性面貌。可从传统语文学、现代语言学和当代文化学三个层面进行挖掘，从哲学维度和现代阐释学加以审视，通过中西理论形态的比较，大胆借鉴、小心求证，让“神似说”与“化境说”在解决外译中和中译外特有问题的过程中，演绎成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总之，以“神似说”与“化境说”为核心，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发出中国声音的中国译论现代话语机制，是傅雷翻译活动留下的重要潜在价值。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光明理论，作者宋学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文学汉译经典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