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主动或被动地，或详或略地研读了大量新出版的中国翻译史论著，进入21世纪，更多阅读的是以中国翻译史为研究论题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青年学者的勇气和热情让我欣喜，但这些论著和学位论文中所显露出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无视，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翻译史学者的劳作和贡献，几乎全然被漠视和遗忘。这一点尤让我感到忧虑。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即使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中国翻译演变的论著中，在介绍前人研究或引用文献中竟然也会完全忽略中国台湾和香港学者的成果。原本就尚未成熟的中国翻译史学科，渐渐被看作是一块丧失了历史记忆而没有进入“门槛”的“荒芜”领地，似乎无需经过历史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训练，谁都可以在这块领地中随意驰骋。
原旧学方能知新说，善回眸才能有前瞻。学者的使命无非是“因”和“创”两个方面，所谓“因”就是承继，“创”自然是创新，但这种创新不仅仅是说新词、创术语，而应该是在承继基础上的批判性创新，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初入门之学者不妨多考虑“因”，即如何继承前人的成果，认真对传统做正面的承继；而有经验的学者宜多注意“创”，即尽可能大地突破自身研究的局限，使自己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新创获。批判性的创新首先得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前行者，这些年来，我们过多强调“创”，经常把“因”给忽略掉了。“发前人之未发”，首先要知道前人“发”了什么，如果连前人所“发”之权威论述都不了解，又何来新“发”之说呢？
这本《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最初构想，就是尝试将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翻译史所“发”之说，清理出来，将一些渐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展示给学界同仁，特别是年轻的同行。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我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发表了题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承转合》的论文，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多有建议，认为可将之作为论著的纲要，或可将其中的内容多加扩充。《南国学术》（澳门大学）的主编田卫平先生，在读到该会议论文集后即来函约刊此稿。全文经修订增补，连载于田先生主编的《南国学术》2015年第5卷第1期（页37—57）、第2期（页67—80）。
拓展为书稿的计划时断时续地在同步进行，在原论文初稿的基础上，我将其中的部分章节，逐步扩写为单篇论文。感谢天振先生的邀约，作为本书章节的若干篇：《20世纪早期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和演进》（载第1期，页41—47）、《潮起潮落：20世纪中期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载第2期，页22—32）、《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载第3期，页28—35）、《20世纪80年代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载第4期，页31—39）、《近五十年来台湾的翻译史研究》（载第6期，页34—43、50），即在其主编的《东方翻译》（2014年）上连载。2015年，我的研究生、目前任职于上海中西书局的毕晓燕君，在读了部分发表的拙文后，建议我将手头的这些关于20世纪翻译史学史的文稿，整理成一部著作，交付中西书局出版。于是，原本大约只有10余万字的原稿，又被大大拓展，上述所有作为单篇论文发表的作品，在作为本书章节后，全部经过修订增补。
这一持续了近五年的撰写现当代中国翻译史学专门史的工作，时时会让自己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当然其难度也非同小可，一方面仍有史料缺乏等客观的因素，另一方面还因为撰写当代翻译专门学术史，势必会涉及对不少还活跃在译界的专家学者之专门论著的评估。
按时下之风气，当代中国的翻译专科史学史很易编排成一部为当代翻译史研究者评功摆好的功劳簿，而一味说好话却不是我的风格，好在笔者不在译界，亦无门户派系，因此，自以为可以尽量做到对所有论及的翻译史论著，先读出其好处，明示各家之成就，但不作故意渲染；评论时贤之得失、是非直言不隐。即使对于自己成果之批评，也力争做到褊窄处无所规避，不虚美、无隐恶。
如果本书面世后，其中有开罪于当代译界诸公者，还请多多包涵。希望拙著能让驰骋在翻译史园地的研究者可以下马稍作小憩，让即将进入翻译史园地的研习者，在快马扬鞭之前，能认识到自己的所知仍然有限，仅此一点，算是对推进中国的翻译史研究，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邹振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