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的童蒙识字课本，《三字经》在宋代以后中国知识体系中，一直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明清以来的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翻译、借用这一中国人熟悉的文本，中为西用，推陈出新，在《三字经》的版本发展史上留下了极有特色的一笔。尤其是晚清以后，众多的译本、仿本，面向瞽叟的重新排印本等，纷纷出现。这批经过西方人加工的《三字经》，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也给重新检视这段历史的人们留下无穷的回味。
此后，根据翻译所采用的语言，又出现了俄文、英文译本两个版本。俄文版《三字经》最早出自俄国汉学家罗索欣之手，后来又有列昂节夫的译本。当然，俄文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汉学家比丘林的译本。在当时的俄国，比丘林所译的《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和流行读物。
在各种译本中，英译本的体系较为复杂，参与翻译者的国别也最多。这其中，全文为英文且无汉语参照的译本有五个。最早的全英文译本作者是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1812年，他在伦敦出版全英文版《中国春秋》，其中包括《三字经》。美国人裨治文在其所主持的《中国丛报》上刊发了不带中文内容的《三字经》（载于《中国丛报》第4册，1835年7月第3期）全英文版译文。此后，全部采用英文的译本还有在伦敦出版的马兰译本（1856）、在上海出版的翟理斯译本（1873）以及欧德理译本（1892）。
在以上五个全英文译本中，欧德理的译本主要用于教学，有学者认为其比较简单，且价值有限。在我们看来，采用全英文的方式介绍《三字经》，其受众为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这对于向西方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全英文译本外，还有大量的汉英对照译本。汉英对照译本按时间的先后，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詹金斯（Jenkins）的英汉对照译本，于1860年出版于伦敦；第二，美国汉学家富善之子付路德的《三字经注解》本（1865）；第三，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的《三字经》译本，其中使用了汉文、拉丁文和英文，于1864年出版于巴黎，1872年再版。第四，翟理斯的1910年译本中，与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hendorff）《汉语著述手册》中所记载的“无中文对照”的情形不同，其中添加有中文对照的内容，应该是在1873年纯英文译本的基础上修改的结果。
现有四种汉英对照译本中，尤以翟理斯的1910年本学术价值最高。翟理斯在序言中梳理了《三字经》欧洲译本的变化过程，涉及6种译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了裨治文英译本（1835）、儒莲英译本（1864）、翟理斯自己的两个版本（1873，1910）、晁德莅的拉丁文译本（1879）、欧德理英译本（1892）。此外，翟理斯还增加了六种汉语补足本，其作者包括王相、贺兴思等。他还指出，王相所补充的内容，晁德莅和欧德理都没有加以翻译。翟理斯对于中国国内流传的《三字经》、明清以后的增补内容，以及《三字经》在西方的流传等情形关注较多，极为熟悉该书的流传过程。可以说，他是当时英美汉学家中的“《三字经》通”。
此外，关于德文译本有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所译的《三字经》（1902），最初发表在《远东》杂志上（1902年第2期，第169—175页），次年（1903）在《德亚瞭望》杂志上又有再版，内容也有增补。
总的来说，明清西方汉学家的《三字经》译本中，以英译本最多，参与翻译的汉学家分别隶属于英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从目前来看，西译本采用的语言至少有拉丁文、俄文、英文、德文四种。其中拉丁文译本有2种，俄文译本2种，英文译本9种，德文译本1种。
作为一种琅琅上口、通俗易记的文体，《三字经》的特点是雅俗共赏，简洁明快。千百年来，经过文人士子的长期加工，《三字经》从形式到内容，所携带的文化价值，其他中文著作往往难以匹敌。对于这一点，明清时期的西方汉学家十分清楚。比如，英国人马礼逊认为在所有的童蒙教材中，《三字经》是最好的。美国传教士米怜也对《三字经》大加褒扬，在家中教育子女就用了《三字经》。也正是基于对《三字经》家喻户晓的样板作用的认同，英国汉学家麦都思于1823年创作了基督教仿本《三字经》。如果说《三字经》的众多外文译本是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话，那么1823年麦都思创作的耶教仿本《三字经》，则是对中国启蒙读物的有意借用，也是对自己以往传教方式的一种补充。
自麦都思仿本《三字经》产生之后，因其易于传诵，大量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宣传内容的《三字经》体仿本应运而生。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就藏有多种耶教仿本《三字经》，早年曾将其制成缩微胶片，后广为流通，目前耶鲁大学等地也有收藏。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目录中看，耶教仿本《三字经》至少有12种。耶教本《三字经》最初是以幼童基督教启蒙课本的形象出现的，后来其幼童启蒙教化功能减弱，向普通民众宣教的作用日益突出。
麦都思等创作的耶教仿本，在一段时间内曾较为活跃，但在后来被认为不适宜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工具，原因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仿作一部基督教《三字经》，尽管显示出以中国式的手段去接近中国人的传教策略，然而最终证明还是无法僭替原本《三字经》。”也就是说，以基督教小册子作为替代《三字经》的初级读物，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所起的作用难以尽如人意。
明清时期，在西方翻译出版的众多《三字经》读本中，穆瑞的瞽叟读本独树一帜，它既表现了当时西方人对于《三字经》的强烈认同感，也表现出晚清来华汉学家开启民智的良好愿望。
苏格兰圣经公会传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1870年来华，他四处走动，派发《圣经》，因而能广泛接触到中国盲人。这些人的际遇给他以深深触动，从而使之萌生了创制盲文的念头。经过不断试验，汉语盲字终于在1879年前后定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盲文，又叫“康熙盲字”。穆瑞等人用这套盲文编拟了中国盲人识字课本，以及盲文版本的《三字经》，其编制时间应该在1879年前后。
明清时期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的翻译、仿写和推广，使得这一中国传统儿童启蒙读本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丰富化、多样化的特点，也反映了《三字经》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清之后逐渐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传播历程。而《三字经》在国内特殊人群中的传播，西方汉学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