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将其翻译新论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虽说过于宏阔，却点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面向，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都是他在这一面向的探讨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翻译之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虽说有点不言自明的意思，不过，如果借用冯友兰说的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经学时代终结的观点为参照，当更能认识翻译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泛论经学时代”一章中曾谈到，“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即使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之初，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经学之旧瓶装此绝新之酒”。但西学之新酒的至多至新，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了全新的概念、术语、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终使“经学之旧瓶破”，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因此，翻译不仅成为打造新瓶之材料，而且现代新见也要依傍翻译之名、翻译之术语以发布，以表出之。这表现在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各个领域，整个20世纪贯穿了一个百年的翻译运动。因此，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翻译是和现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翻译的问题，重新审视、反思与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翻译的政治及其文化实践。
在翻译研究领域，赵稀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能够立于学术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西方最新理论的译介者，更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具有标本价值的汉译现象和文献，并将其置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和透视中西相遇所生发的种种问题。其最卓著的示例当为书中《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和《天演与公理——〈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研究。
这两篇文章所叙论的，无论是God的汉译之争，还是《天演论》和《民约论》的译介问题，无疑都可称得上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文化事件。一般学者从God“译名之争”引发大清帝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导致康熙皇帝的禁教事件，看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冲突与翻译的政治问题，而赵稀方则能够以后殖民理论烛照历史现场，通过爬梳《万国公报》“圣号之争”的纷纭异说，不仅辨析出新教内部欧洲教会与美国教会之争，更能体悟到中国教士所以拼命主张中国古代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神，是因为他们蒙受儒家文化的教养，却又信奉西方基督教而导致的认同分裂所致。他们只有通过将基督教God汉译为中国传统的“上帝”才能够巧妙地弥合这一分裂，达到既报效国家，又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功效，由此揭示出“译名之争”背后更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严复译述赫胥黎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天演论》和杨廷栋意译卢梭The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中国之前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的两部译作。虽说早有学者指出，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赵稀方在对读原作与严复汉译增删之异的基础上，清理出严复汉译《天演论》不仅对赫胥黎进行了改写，还通过按语引入了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铁律。实际上风行一时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来自斯宾塞，并非赫胥黎，赫胥黎著书反对的恰恰是这一观点。不仅如此，赵稀方更进一步溯源探隐，不仅将其置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参照中，也把它放在晚清传播的流变中，揭示出进化论原意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在中国受到漠视，反而经由革命派的鼓吹，和平的进化论被改编成为革命进化论的变异，从而揭示出翻译与历史的吊诡。杨廷栋将卢梭《社会契约论》汉译成《民约论》也是如此，使“天赋人权”成为国人反抗清廷，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实际上卢梭《社会契约论》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人民有权利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其主要内容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在鼓吹革命。由此具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何为中国晚清革命所改写和利用的状况。
除此以外，《翻译与现代中国》围绕着侦探小说类型、《新青年》、《学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译通报》、香港《文艺新潮》等几部杂志的汉译，还有“名著重印”、翻译女性主义和俄苏文学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了诸如翻译西方法律制度；反思近代汉译《茶花女》以来，崇尚感伤浪漫和底层批判，而忽略了西方文学中理性典雅传统的翻译引入问题；翻译的当代转型与延安整风运动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关联；香港翻译法国存在主义与对抗美国文化价值的特殊功能；翻译人道主义理论与新时期的思想复苏等等，都是在翻译与现代中国的大关怀下所进行的视野宏大的深入探究。赵稀方以一人之力显示了翻译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所需要的通观性大格局，不仅横跨宗教、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在他的专业文学之中又横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香港文学、俄苏文学等学科。从理论上又涉及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人道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派翻译理论，具有纵横中外古今的驰骋之气象，表现出作为翻译研究的学者应有的学养和视野。可以说，该书昭示出翻译研究的基本性质，就是跨学科。
赵稀方的研究也说明回望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译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与一般的影响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后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偏重于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研究路子使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反而成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中国向来是以自己的需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主动“拿来”，并加以改造、融通和利用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通过译介这个转换机制而实现。无论是翻译还是批评、介绍和阐释都经过了中国翻译家、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改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量外国文化-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首先要立足于译介这个转化环节进行比较和影响研究，对译介的研究可以为重新审视、衡定和叙述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历程和近现代中西交流与比较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重建新的图景。
最后，我想就书中提到的《红与黑》翻译论争谈一点看法，这涉及如何对待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后的新兴翻译理论的问题。我觉得两者最好不要在时间上进行落后与先进的评价，实际上，两者针对和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我以为集中于如何翻译才能弄清与原著对等的传统翻译理论，大致相当于詹姆斯·霍尔姆斯所划分的应用翻译研究，即为翻译提出政策性建议以及开展翻译批评。它一向隶属于外国语翻译的专业。对于应用翻译专业来说，以原作为基准，对等翻译的原则是其本体性的价值观。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所开拓的新的研究路子，被学界称作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从历史的翻译现象出发，看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尤其是更为复杂的文学翻译更多涉及译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赞助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这一翻译研究学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原著中心论”相对立地倡导，以译本为中心，超越语言层面，在更宏阔的语境、历史、传统视野下，注重考察影响原著选择、翻译过程和译本接受的各种文化因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翻译研究所探讨的译作如何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问题。
总之，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是在两个研究路向上发展的根本不同甚至是相反问题的思考。传统翻译研究归根结底探讨的是翻译怎样能与原著对等的问题，是对翻译实践本身的研究与批评；而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恰恰要从原著与译著的相异部分起步，探究译著为何与原著不同的问题。前者处理的是翻译本身的专业问题，只要有翻译出版，就应有评判其高下优劣的批评建议活动，以发挥监督与改善的作用；后者虽然把翻译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不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旨在描述与探究文化、历史或文学史的图景和问题。所以，为更好地加以区别起见，我主张将文化学派的中国翻译研究专称为“汉译研究”，以与传统翻译研究相区别。
尽管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研究的新范式，但翻译专业仍有其不可动摇的原作基准价值观，以及汉译研究所不涉及的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和领域。这样说并不是想画地为牢，恰恰是要解放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探讨的不是如何翻译的专业问题，而是通过汉译现象研究中国哲学、政治、教育、文学等的历史与文化问题，这一面向的研究不仅跨学科，而且属于各个学科，只要有汉译的学科，都可以进行翻译研究。
（来源：《文艺报》李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