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到国内，文学翻译的价值也逐渐凸显。1928—1934年间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学副刊》）在文学翻译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对当下的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文学副刊》开始关注文学翻译中译者在文学接受与传播层面的重要性，视其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纽带，认为其主体性地位不应该被遮蔽。因此，《文学副刊》对译者的要求也就非常明确，它要求译者必须具备文学翻译所涉及的专门知识，包括对源语文化的熟悉及基于译语文化对原作准确、传神的翻译与再创造。
《文学副刊》之所以关注译者主体性，原因有二：第一，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化，也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技术问题，它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所以钱锺书（《文学副刊》供稿人之一）才称文学作品的翻译为原作的新生。然而，译介行为又取决于译者自身的素养及审美趣味，因此，《文学副刊》对译者提出了要求：译者必须深层次地理解原作、原作者及其所处的源语文化，并提倡“一家译一言”。
第二，在20世纪30年代，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相对薄弱的国内翻译力量是我国文学翻译视野面临的一大难题。基于这种现象，《文学副刊》也只能选择部分外国经典作品进行译介和批评，并试图对译者的选择倾向产生影响。当然，由于版面限制，《文学副刊》并没有大规模刊载文学翻译作品，更多是对外国文学进行批评和研究，并就此勾勒出一份应尽快与国内读者见面的“书单”：《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十日谈》《莎士比亚戏剧》以及但丁、莫泊桑、歌德、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王尔德和泰戈尔等。这是《文学副刊》编辑基于作品文学价值所作的选择，这种选择强调文学翻译应该回归文学本身，体现了这一编辑群体的审美趣味。
《文学副刊》距今将近百年，当时它提出我国应该翻译的文学作品，大都早已引入中国，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还出现了多种译本。但《文学副刊》对译者的要求及对译作的选择，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译者应该怎样作出选择？《文学副刊》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这对当下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者而言，仍具有借鉴意义。
时至今日，虽然译者主体性研究早已得到学界关注，但在市场面前，译者的边缘人处境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变。新时期文学翻译的选择标准依然没能完全立足于作品本身，很多时候是基于商业上是否畅销的考虑。因此，《文学副刊》当年面对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时，提出以专业性与艺术性为选择标准，这一点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在构建中国翻译批评话语体系方面，《文学副刊》也为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国际化趋势不断深化的当下，译作与翻译理论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文学翻译是翻译的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间了解彼此、拉近距离的重要载体。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文学翻译既是文本的转化，也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文学副刊》早在其进行文学翻译工作伊始，就特别注重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尤其是汉诗的对外译介，这恰恰是在构建中国翻译批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
总之，《文学副刊》的文学翻译活动，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创新与尝试，试图在“旧瓶”与“新酒”中寻找到一种平衡，这为我们当下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汤林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