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中国籍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出生并成长于美国，而立之年来到中国生活和工作，又三十年步入花甲。1979年，他回首往事，用母语书写自传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卅年》），分别在北京和纽约出版。1997年，沙博理调整自传章节结构，增加篇幅，在北京出版，重新取名为My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情系中华五十年》）。2000年，沙博理自传再次在纽约出版，更名为I Chose China :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从自传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沙博理对中国的依恋越来越深。同时，他“试图通过自传，讲述中国历史上重大变革中的某些事迹，就像呈现离心机中一个微小颗粒” ，他希望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初衷未改。
措辞纪实生动，波澜壮阔不显惊
1947年4月1日，沙博理从美国乘船抵达上海码头，一时间产生了“文化休克”：他头一回看到，男子穿着民国时期的黑色“长袍”沿江岸跑，心生疑惑这难道就是中世纪的僧侣，这个东方古国颇有些让人身处中世纪的错觉。上岸后，面对上海车辆、行人及喇叭的交织喧闹，以及扑面而来各式小吃与汽车尾气的混合气味，沙博理踉踉跄跄地闯入了东方的文化旋涡中。当时上海处于临战状态，沙博理对社会贫富悬殊刻画真切，对普通市民、乡下人、穷人乃至乞丐都有着墨。有趣的是，沙博理将装满粪便、驶向农村田地的驳船称为“honey boat”（蜜船）。老道而不失活泼、精确而不乏诙谐的文笔，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在战争烟云和白色恐怖笼罩下，也许是沙博理对受压迫者天然的同情心，也许是因为他最先频繁接触到的中国人是凤子等一批中共地下党人，他被革命进步思想所吸引，把自己在上海的律师办公室作为地下党密会之地，并且与凤子掩护被通缉的革命同志，最后一起辗转奔赴解放区。1949年10月，沙博理和凤子受邀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搭建的贵宾观礼台，亲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广场上的人民心怀巨大的喜悦，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由回想起充满磨难与激烈战斗的岁月，最后再也抑制不住欢欣，从喉咙深处爆发出由衷的欢呼。”沙博理交替使用长短句，措辞细腻生动而又充满着人性光辉，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最终取得自由与独立，他不禁心怀喜悦并且感同身受。
沙博理将个人经历和社会变迁融合在一起，将所亲历的新中国成立后多个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自传的章节标题，如“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沙博理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反复询问他的老朋友马海德， 为何会出现社会动荡和思想倒退的局面。马海德的回答可谓大道至简，“毛泽东不再听毛泽东的话”。沙博理结合历史与现状陈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的原因，并且坚信短暂的波折不会阻碍社会长远的发展。
1979版自传
1992版自传
2000版自传
结缘中国文化，沟通犹太文化
沙博理自幼热爱文学和探险精神，二战时沙博理应征入伍。之后因机缘巧合被分配到康奈尔大学学习中文。战后，怀着对中文的浓厚兴趣，又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研修中文。1947年，沙博理前往中国，自此他再也不舍离开这个古老的国度。
沙博理在自传中，回忆了与凤子的婚姻，美国亲人来华探望，多次返美探亲，拥有美丽第二代、第三代的幸福人生历程。“对我来说，凤子不仅是我的妻子，更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间断的溪流，期间流淌着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精髓。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凤。”沙博理爱上了中国凤，爱上了中国龙，对凤子的爱恋和对中国的热爱相融合。
沙博理还拥有另一重文化身份——“中国籍的犹太人”。为了解犹太人自古在中国的行迹，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他拜访多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亲自到达泉州、开封和杭州等地实地考察。他1984年编译出版 Jews in Old China: Studiesby Chinese Scholars（《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将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再现给西方读者。书籍出版后，被翻译为希伯来译本，在以色列的书展中陈列展示。沙博理多次应邀到国外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讲述中国犹太人的故事，促进了中国和犹太民族的文化交流。
此外，沙博理1990年基于法律特长，编译了The Law and Lore of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分别在北京和新加坡出版，向不太了解中国刑法的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基础和脍炙人口的经典案例。同时，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出版和教育事业，他多次寄信给《人民日报》，就所遇到的报刊编辑、商业保险和电视媒体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个人建议。离休后，沙博理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成员一样，他恪尽职守，一起前往新疆等多个地区调查，搜集普遍民众的反映，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献身翻译事业，传播中国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出于个人兴趣翻译《新儿女英雄传》，后经周总理批准于1951年加入对外文化联络局，跻身于国家翻译实践领域。1953年，沙博理转入中国外文局，于外文出版社专事中国文学英译工作，连续在英文版ChineseLiterature（《中国文学》）刊发中国现当代作家“标本式”作品的译文。1972年，沙博理转入外文局另一直属机构中国画报社，负责编辑和翻译工作直到离休。他获得“彩虹翻译奖”和“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沙博理翻译的作品可谓包罗万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沙博理共翻译著作176部/篇，涉及作者104位。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古典名著《水浒传》、长篇红色小说《林海雪原》、纪实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政治讽刺诗《酱油与对虾》，甚至还有剧本《夫妻之间》、相声《昨天》、连环画《巧媳妇》等等。大概是因为沙博理有当过兵的经历，喜欢冒险、战斗场面，红色小说对他吸引力最大。他认为，作品的主人公“无论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还是在公社的田地里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股勇气和闯劲，另人不禁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翻译事业也成为他了解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的不竭源泉，令他得以更深刻地领会中国文化。
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职业翻译难免是有风险的。四大古典名著是中国外文局在1964年一次会议上决定通盘翻译的。沙博理负责的是《水浒传》的翻译。文革期间，沙博理为《水浒传》的英文名翻译和江青的代理人斗智斗勇。沙博理原本将英文名定为“Heroes of the Marsh”，江青得知后，认为宋江他们是叛徒，不能将其翻译为“hero”（英雄）。沙博理凭借巧妙的翻译智慧，提议改为“outlaws”（法外之徒），成功化解了难题。其实，“outlaws”在英语语境中是褒义词，更像汉语中为人民伸张正义的侠客，更改后的译名更符合梁山勇士们勇于反抗不公的事迹。
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得到众多外国读者好评和学者的赞誉，《华盛顿邮报》在1981年7月的特刊上，刊登了重要评论家约瑟夫·麦克莱伦的长篇书评，“正如写的巧妙而有趣的罗宾汉传说一样。它也是一部经典著作，等读到结尾时，许多读者大概都愿意承认它是一部杰作”[1]。沙博理的独特翻译身份，使他能更好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传递出去，与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相融合。
一部自传，不仅具有描绘个人、家庭、职业的细腻笔触，而且具有统揽社会进步、国内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不显惊，这是沙博理自传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