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教授在一次关于自由主义的研讨会上指出：古汉语里，“自”“由”两字互训，联成一词似初见于唐修《隋书》。以后列朝的诗歌小说，便常用“自由”一词，形容率意径行的举止。他进而指出，晚清改革思潮的推动者都好讲“自由，” 尤其是在西书中译层出之后，表明他们的“自却由” 理念已接受西方诠释。
朱教授对两字成词的具体时间可能看得晚了一点，《辞源》举汉刘玄注《礼少仪》的“请见不请退”为“去止不敢自由，”说明自、由联成一词最晚可能发生在汉代。后《辞源》又举《三国志》里的吴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其中的自由也已联结成词。
另外，“自由“除了形容率意径行的举止的外，按耿云志（ 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夏之卷）的解释，这里“自由”一词的本义是自主；自主就是有自由意志。耿云志的解释和《辞源》的“谓能按已意行动，不受限制”是吻合的。《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和《辞源》基本相似：“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不过有一个细节差异：《辞源》用的是逗号把两个分句隔开，意思显然是这是一个语义元，而《汉语大词典》用的却是分号，这表明《汉语大词典》把它们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语义元。如果是两个不同的语义元，那就涉及到两个语义元形成和发展的先后秩序问题。一个语义元就不一定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两个语义元，我们就必须确定哪一个是原始和基本的语义元。
我还没有机会去深入细致地了解学者对这个词本义的研究，但从这些解释中，也许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自由”的中心词是“自”，即按已意行动，或由自己作主，耿云志把它释为“自主”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妥。耿云志还有更激进和更明确的发挥，“自由”也许可以与“为我”等同：
在先秦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前,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思想还是相当发达的,虽然他们不是用“自由”这个词来表达的。比如著名的杨朱“为我”的主张,就是非常可贵的自由主义思想。
汉语的“自由”和英语的freedom/liberty究竟有什么区别。在Merriam-Webster Online里freedom和liberty互训。它对free的解释如下：
1. having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a citizen… not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r domination of another
2. not determined by anything beyond its own nature or being
不难发现“自主” 并不是free的首要语义项。由此可见，freedom/liberty和汉语的“自由”有着重要的区别。表明freedom/liberty关键语义项的是 “不被强制依附”、“不受限制”。 Freedom/liberty主要强调的是主体间关系的不受限制, 而不是主体意志不受限制。换个角度说，不表示主体间关系的“为我”或“以我为主”并不一定是freedom的意思。只有当某一主体不被强制地依附于任何其他主体的情况下，该主体才是free的。相比之下，汉语的“自由”却没有表示这层主体间关系的含义，它更多地指向主体的个体意志不受限制。
英语freedom/liberty的语义在Joha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他开宗明义地挑明了liberty与自由意志无关：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 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 or Social Liberty: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他讨论的是社会体制权势和个体社会空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解除、消减社会权势对个体主体的胁迫的问题。鉴于freedom或liberty的本义，这个发展是很自然而然的。
The aim, therefore, of patriots, was to set limits to the power which the ruler should be suffered to exercise over the community; and this limitation was what they meant by liberty. It was attempted in two ways. First, by obtaining a recognition of certain immunities, called political liberties or rights, which it was to be regarded as a breach of duty in the ruler to infringe, and which, if he did infringe, specific resistance, or general rebellion, was held to be justifiable. A second, and generally a later expedien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al checks; by which the consent of the community, or of a body of some sort supposed to represent its interests, was made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acts of the governing power.
也正是因为freedom/liberty的这层主体间不胁迫的含义，才使Mill 的两大主张不互相矛盾：
1. Sovereignty Principle: Over himself, over his own body and mind, the individual is sovereign".
2. Harm Principle: people can do anything they like as long as it does not harm others.
严复很厉害，早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朱维铮教授指出，严复在翻译穆勒《自由论》时注意到了“自由“一词与西方的“freedom”或“liberty”的差异。在严复看来，中国人视自由为“放诞、恣睢、无忌惮，”均属“劣义”，因而在翻译穆勒《自由论》时，他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以示与传统观念划清界限。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敏锐、深刻地指出了汉英两术语的重要差异：
夫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自由则于及物之中”，多么贴切的分析。以我为主的自由观往往会导致个体权利的压迫性膨胀，赋予一个体压迫另一个体的某种正当性，而freedom/liberty在表示对个体主体性不受胁迫的意义以外，还暗含了个体间的互相不胁迫。也正因为此，平等的概念在freedom/liberty成为可能，在“自由”里却未必。
严复用“群己权界”来翻译“liberty”是多么的用心良苦。遗憾的是，这良苦的用心，却被以后望文生义的译文所糟蹋了。 Freedom/liberty被简单地等同了“自由”。
（曲卫国，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外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