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看了一本书觉得好，推荐给我。书是台湾版的，题日叫《夏先生的故事》，作者叫徐四金。我看见题目下面有“Die Geschichee Von Herrn Sommer”这样一行德文, 就说：“中国书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德文名字?” 朋友说：“你以为这是中国书吗? 它是德国人写的。”翻到书里面的介绍一看，原来作者叫Patrick Suskind，音译当为“帕持里克·朱斯金特”。但是“徐四金”这样的译名，叫人如何看得出是外国人? 朋友承认，当他刚拿到这书时，也以为是中国人的作品。
外国人的名字，就应该译得像外国名字。把外国名字改成中国名字，我想在外国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十分荒诞。当然，有些外国的汉学家和外交官为了交流的方便，给自己另取一个中国名字，这是例外。这个道理，其实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明白了。据说余光中先生曾说过一个笑话，说孔仲尼其实可以译成Johnny Kong（强尼·孔），杜子美可以译成Jimmy Du（吉米·杜），韩昌黎可以译成CharIie Han（查理·韩）。要是外国人真的这么做了，我们会有什么感想? 我们还认得出自己的老祖宗吗? 在上面的几个译名里面，中国人的姓还是给保留着的。要是像我们译“徐四金”一样，外国人把我们的姓也译成外国姓呢?
在近、现代的中国翻译实践里，许多人有把外国名字译成中国名字的癖好。更有一种恶趣，就是用好字眼来翻译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用坏字眼来翻译自己厌恶的人的名字（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溢法”的流毒，但可怜许多外国人还没有死就已经给“溢”了），比如把Beardsley翻成“琵亚词侣“，把Babbit翻成“白壁德”，把Eliot翻成“爱利恶德”，把Picasso翻成“必枷锁”，把Matisse翻成“马踢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恶趣，是因为语言是用来交流的，用好的或坏的字眼翻译人名使之进入流通，就等于把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不愿接受这种暴力的人。必然会另造译名，这就造成了译名的混乱。
最为可笑的是有人在翻译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也喜欢用上中国味道的译名，如把举行奥运会的城市亚特兰大译为“饿狼坨”。幸亏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再流通了，否则运动员知道奥运会举办地是“饿狼坨”，还有几个人敢去?
这种旧译名如今在大陆多数有了新的译法，比如Beardsley现在译成“比亚兹莱”，Babbit译成“白比特”，Eliot译成“艾略特”，Picasso译成“毕加索”，Matisse译成“马蒂斯”。当然，也有例外，有的译名通行太广，也就保留了下来。比如萧伯纳（Bernard Shaw），白壁德也还有人用。
把外国名字译成中国名字的做法，在港台现在还是很有市场，比如把Jameson译成“詹明信”，把Trilling译成“崔陵”。
如果说哪种做法最好，我觉得是大陆现在流行的做法最好，那就是用在译名里不表示什么意思的字, 来翻译外国名字的声音，这样既不牵扯个人的好恶，也不会产生把“徐四金”当成中国人的笑话了。
作者简介：谈瀛洲，本名谈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作家，中澳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英国唯美主义和莎士比亚研究，专著有《莎评简史》，另著有文化散文集《诗意的微醺》、《那充满魅惑力的舞蹈》、《语言本源的守卫者》，历史剧《梁武帝》、《王莽》、《秦始皇》，长篇小说《灵魂的两驾马车》，短篇小说近十篇。
（复旦外语）
